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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的要务在回答“如何看《红楼梦》”尽管周作人说“关于这书谈的人太多了，多谈不但没用，而且也近于无聊”，然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说“《红楼梦》自然也不得不一谈”②。周作人没有多少专文系统地谈《红楼梦》，其红学观是细细碎碎拉拉杂杂，散见于不同主题的文章甚至是诗歌里，绵延于1918 年到1951 年数十年间他的各个人生段落里。而其理论依据始终是“人的文学”。周作人的红学观在红学史上当有一席之地，然而现存所有红学史的著述中几乎只字未提。他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红学家。如何看《红楼梦》，鲁迅曾有高论： “但是命意，就因读书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③。而周作人另有读者学观念，他说： “看法原来可以有几种，其一是站在外边，研究作品的历史、形式与内容，加以批判，这是批评家的态度。其二是简直钻到里边去，认真体味，弄得不好便会发痴，一心想念林妹妹，中了书中自有人如玉的毒了。此外有一种常识的看法，一样的赏识他的文章结构，个性事件描写的巧妙，却又多注意所写的人物与世相，于娱乐之外又增加些知识。这是平凡人的读法，我觉得最为适用，批评家我们干不来，投身太虚幻境又未免太傻了。假如用这种读法去看《红楼梦》，以至任何书，大概总是可以有益无损的。”④不愿站在作品的外边以超然的批评家冷眼去看，也不愿“钻到里边去看”，譬如“《庸闲斋笔记》所说的杭州贾人女，《三借庐笔谈》苏州金姓，迷恋宝黛而生病发痴的”⑤; 乐钓《耳食录》还记载“一痴女以读《红楼梦》而死”的故事。对此，鲁迅也发表过与周作人相近的观点，他说： “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 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⑥。周作人坚持以普通人、平凡人的视角，把玩其中人物与情节的巧妙，品悟世间万象，娱乐并充实自己。这是以“人的文学”观看待《红楼梦》，关注的是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系。周作人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将此意发挥得更为详尽。他说： “文学于我们，当作一种研究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意义与密切的关系，因为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是极重要的部分。所谓艺术的常识并不是高深的鉴赏与批评，只是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不必人人是文学家而各能表现自己与理解他人； 在文字上是更通畅的运用国语，在精神上能处处以真情和别人交涉。”①周作人认为，在人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让人满足的了，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让人在寂寞、孤独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些许安慰，也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帮助人理解他人同时让他人理解自己。尤其是“人的文学”的典范《红楼梦》更能如此。他从文学尤其是《红楼梦》中尝到的人生愉悦，不愿独自享受，他希望人人能分享，希望人们的生活因文学因《红楼梦》而平添诗意与乐趣，有了生活情趣的人就更能理解善待别人。以平凡人的“常识”心态去看《红楼梦》，还能引申出个普通读者观来。周作人于“人的文学”之外尚有名文《平民文学》，指出平民文学的标志，就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周作人深知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小说，都是写给普通平民读者看，诉诸平民读者，希望平民读者看得懂，看得有趣，看得有益的。试想，当日曹雪芹于悼红轩中，辛苦十年，呕心沥血写成《红楼梦》，是为谁写？ 写给谁看的？ 难道他预知或者期待将来有一门“红学”，特地写出来以供专家钻研考索吗？ 曹雪芹舍诗词歌赋之“文学正宗”，弃八股时文之“科举正途”，以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将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他借 “石头”之口说： “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者避世消愁之际，把此一玩。”可见曹雪芹大旨是要面对天下世人即广大普通读者说话，让他们爱看，从而“令世人换新眼目”。红学不是不要专家，而是红学专家须有平民意识，使红学成为“人的文学”、“人的红学”。红学的要务是让普通读者更爱读《红楼梦》，而非弃常识不顾，故弄玄虚，让红学远离人生，远离普通读者，使之成为“红外线”，乃至被人贬为“红水泛滥”。这才是当代某些红学专家应从周作人那里引出的教训。……(《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郭春萍，石钟扬)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介绍西方美学最权威的学者，因此他的作品多年来在中国影响广泛，深入人心。《谈美》是朱光潜先生于1932 年发表的一部美学入门书。该书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最高深的美学理论，多年来受到国内读者的特别喜爱。书中《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美感与快感》(以下称《美感与快感》) 、《自然美与自然丑——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错误》(以下称《自然美与自然丑》) 以及《依样画葫芦——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错误》都是《谈美》中最为读者喜爱的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英国美学家、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 John Ruskin，1819 －1900) 基本上都是被朱先生作为反面典型介绍出来的。本文认为，朱先生在这三篇文章中对罗斯金的批评也许只是他为了说明某些美学观所举的一个例子，并非是对罗斯金的全面评价，但是，这样的批评对国内读者对罗斯金美学观的了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后来学者对罗斯金美学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本文对此发表一些看法，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对罗斯金美学思想的关注。一、美感与快感在《美感与快感》一文中，朱光潜对什么是“美感”和“快感”给予了界定，他同时也列举了一些混淆“美感”与“快感”的例子。他这样批评罗斯金：不仅是普通人如此，许多声名煊赫的文艺批评家也把美感和快感混为一件事。英国十九世纪有一位学者叫罗斯金，他著过几十册书谈建筑和图画，就曾经很坦白地告诉人说：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座希腊女神雕像，有一位血色鲜艳的英国姑娘的一半美。”从愉快的标准看，血色艳丽的姑娘引诱力自然是比女神雕像大； 但是你觉得一位姑娘“美”和你觉得一座女神雕像“美”是否相同呢？ 《红楼梦》里的刘姥姥想来不一定有什么风韵，虽然不能邀罗斯金的青眼，在艺术上却不失其为美。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同时做许多画家的“模特儿”，可是她的画像在一百张之中不一定有一张比得上伦勃朗的“老太婆”。英国姑娘的“美”和希腊女神雕像的“美”显然是两件事，一个是只能引起快感的，一个是只能引起美感的。罗斯金的错误在把英国姑娘的引诱性做“美”的标准，所以他以为比不上血色艳丽的英国姑娘。朱光潜认为，美感与快感的区别在于，“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则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也就是说，美感是非功利的。他认为“罗斯金的错误在把英国姑娘的引诱性做‘美’的标准”。他表示： “所以就美感说，罗斯金所称赞的血色艳丽的英国姑娘对于实际人生距离太近，不一定比希腊女神雕像的价值高。”按照这样的说法，“血色鲜艳的英国姑娘”就只能对人产生“快感”。但是，朱光潜在下文中又接着说：“看血色艳丽的姑娘，可以生美感也可以不生美感。如果你觉得她是可爱的，给你做妻子你还不讨厌她，你所谓‘美’就只是指合于满足性欲需要的条件，‘美人’就只是指对于异性有诱惑力的女子。如果你见了她不起性欲的冲动，只把她当作线纹匀称的形象看，那就和欣赏雕像或画像一样了。”也就是说，朱光潜在此并不否认人们看到这个“血色艳丽的姑娘”时也是可以产生美感的。那么，前文说“血色艳丽的英国姑娘”和“希腊女神雕像”，“一个是只能引起快感的，一个是只能引起美感的”，并据此断定罗斯金混淆了美感和快感，是否太过片面，或有些前后矛盾呢？我们通常认为，快感是动物性的生理反应，它使人的感觉器官有舒服感和愉悦感。而美感则以生理快感为基础，是心理、情感、想象等的综合作用，是一种精神活动。审美对象究竟使人产生美感还是快感，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是否具有高尚的审美情操和修养，如果没有，即便是看到毫无生命气息的希腊女神雕像也许也会产生快感，而在一个有审美品位的人看到了“血色艳丽的姑娘”身上洋溢着生命美，看到她比希腊女神雕像更有神韵，也许他心中首先产生的是美感，而不是快感。而这也正好证实了朱光潜自己的论述： “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见出美。”这“情”与“物”为美之必不可少的元素，美感乃是快感的超越，是通过快感的精神升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刘须明)
1979年，法语版《艾青诗集》出版，法国多家重要媒体对此做了报道。紧随其后，译者凯瑟琳·韦佳德还翻译了包括茅盾在内的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巴黎冬季的午后，本刊特约记者探访了这位年近七旬的法国老太太，翻开她与中国现代文坛、与艾青的一段尘封历史。按响门铃，凯瑟琳·韦佳德开门。一年未见，赫然乍现一头银发。“你看，我和朋友打赌，敢不敢不染头发。结果，就有了这个效果，不过也很美。”她从来都很美。1980年，艾青第一次见到这位他的诗歌的法语译者时，也像我这般惊艳过。不过，彼时，凯瑟琳还是一头熠熠金发，梳成当时中国流行的、乖巧的大辫子。在这个巴黎冬季的午后，我们坐在她满是小地毯、书和画的家里，品着中国绿茶，让关于艾青和中国现代文坛的回忆倒流。与艾青共呼吸凯瑟琳出生在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很早便对语言有异禀，在研究了拉丁文、希腊文后，对中文这个东方的神秘文字兴趣益浓。1959年，当她在东方现存语言学院(后来的国家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开始第一学年的中文专业学习时，并不知道，这文字会带给她一生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是为着一位中国诗人。她第一年答辩的导师，就是20世纪法国中文发展的领军人物—瑞士汉学家Paul.Demiéville。“这是多大的荣耀。”她说。但是接着凯瑟琳便生下了长子，于是中断学业。四年后，她又从巴黎第三大学转到巴黎七大，继续中文学习。在写硕士论文时，偶然读到Patricia Guillermaz翻译的《中国当代诗集》(1962年，Seghers出版社)。书里，艾青的诗歌使她无比震撼。“浓烈的黄土气息和革命热情，让我感到诗人那无与伦比的力量，”凯瑟琳说，“法国人一定要知道他，了解中国如此著名的作家。”更何况，当时她的导师，后来的法兰西院士程抱一(法国著名华裔作家、诗人、书法家)也很支持。据说当年程抱一从重庆来法国的时候，旅行箱里就有一本艾青的诗集。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艾青的法文诗歌还很少，只有Guillermaz和李治华翻译过一部分。而要在法国找到艾青的中文书，更是困难。凯瑟琳翻遍了巴黎所有的图书馆，终于在里尔路的老图书馆里，充满灰尘的最底部，找到一本1955年版的《艾青诗集》，那是在1967年。彼时，“文化大革命”方兴，艾青被迫害，流放到新疆。凯瑟琳说：“我在翻译艾青的时候，比亲近的人更了解作者，他的一喜一怒，心底最深的情感和敏锐，都了然于心、于笔。我后来见到他，跟他讲：‘您知道吗？我已经和您共呼吸。只是见到您之前，还没有听到过您呼吸的声音罢了。’”1979年，凯瑟琳出版《艾青诗集》。书籍出版后，法国多家重要媒体都做了报道，其中就有著名的《解放报》。1980年，凯瑟琳出版茅盾的《春蚕》，1992年参与翻译茅盾的《蚀》。其间还翻译多种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当然，这是后话。钱锺书告诉她艾青还活着从第一次读到艾青，到翻译他的诗歌，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运动，使艾青等人的消息极度闭塞。凯瑟琳与作者同呼吸，却无法知道作者在运动中的具体状况。“告诉我艾青还活着的人，是钱锺书。那是1978年，我们一起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第26届欧洲汉学家会议上。我第一次听说艾青还活着，并且重返诗坛，有望很快搬回北京，我激动到无以言表。话说回来，钱锺书的意大利语，说得真是好！1979年，我翻译的《艾青诗集》出版，寄给北京的诗人。当时艾青并没有完全平反，还有警察监管，不过我的信和书，他都收到了。他在回信里说：‘感谢翻译先生。’嘻嘻，他以为我是男人。”不久后，艾青就在巴黎见到了这位“翻译先生”。1980年夏天，艾青到法国参加“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有中法军界和文艺界的诸多陪同。还有美国、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荷兰、意大利、法国和中国香港等地的学者、专家和专攻汉语的青年约百人。当艾青见到凯瑟琳的时候，她有着小巧精致的五官，身着一袭水绿色的长裙，39岁的人看起来却只有20出头。艾青实在不敢相信自己有如此漂亮的翻译，不胜喜悦。他给她取中文名“飞霞”。凯瑟琳说：“艾青很喜欢‘稀薄的红云—霞’这个字，因为他的挚交吴祖光的妻子，叫做新凤霞。吴祖光和新凤霞是艾青所敬仰的，所以便叫我为‘飞霞’。那两个人的友谊真是深刻，患难才见真情的人。”艾青后来又向凯瑟琳推荐王蒙。开会之余，艾青来凯瑟琳家做客，和她丈夫、儿女一家人都熟悉。后来主办方组织去凡尔赛宫游览。艾青不想去，凯瑟琳就做他的导游，开车在巴黎转悠，看了协和广场、卢浮宫。诗人半个世纪后故地重游，一定感慨良多。“看得出来，他还是很高兴的。”凯瑟琳把所有有关艾青的资料，无论是报道、书信还是照片都珍藏在一个因年久而变黑的皮质绿文件夹里。她拿给我看艾青来参加座谈会时的照片。照片上有艾青、吴祖光，还有刘白羽等人，都很少壮。在凯瑟琳珍藏的照片里，有一张是艾青和妻子高瑛在新疆的照片。两个人一起走在路上笑，眉眼和手脚都像小孩子。“高瑛是自愿陪我去流放的女人。”艾青告诉凯瑟琳说。“她当然愿意，面对这样一个纯粹的灵魂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举足轻重的人物，只能惺惺相惜。”凯瑟琳说。还有一张照片，是艾青和其他作家一起，抽烟的样子。“我很喜欢这张照片。虽然照片上的艾青很有点沧桑。他曾说：‘在新疆，没有人说话，唯一的朋友就是香烟了！’他说这话的时候，那一口浓重的金华口音，我想北京的很多人也听不明白。我们简直不是靠语言来交流的，凭的是作家与其翻译面对面时直见性命的灵感！”1980年六月，艾青在凯瑟琳的书上题字：“给飞霞，谢谢你！”六个字，一方面是对异国友人在最艰难时期的患难相知最衷心的感谢，另一方面又是这直见性命的简简单单。后来艾青去美国，去别的国家游览，都保持跟凯瑟琳的通信。临走前还送给她一个国内七八十年代流行大江南北、有插图画的小本本。小本本上艾青留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这是潘子农、刘雪庵在1937年上海创作的歌词《长城谣》的前两句。大概也是这次来法国参加抗日、抗法西斯活动，有感而写的。上个世纪80年代，凯瑟琳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也拜会过艾青。有一次和艾青相遇在一个典礼，正好有一座新的诗人雕像在旁边。凯瑟琳说：“您本人比雕像棒多了！”诗人听后大笑，用金华普通话叫她：“韦佳德、韦佳德！”凯瑟琳说：“说来奇怪，他从来不叫我的名，而是用姓。大概还把我当做西方的客人。”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聚，是1986年，在艾青在北京的自家四合院。当时艾青神采奕奕地高谈阔论。后来凯瑟琳回到法国。艾青有重病，到1996年去世。“我是后来才知道他陨落的，多少减少了事件的冲击感。不过，进入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陨落的人还有很多，年龄到了呀。”凯瑟琳无限惋惜地说。曾计划翻译《倾城之恋》凯瑟琳说，在艾青所有的诗中，她最爱《太阳》、《黎明的通知》和《礁石》。“艾青的性格是如此凸显，所以即使受到政治文化压制的时候，他在诗里继续他的声音。这声音里有中国人思维里关于恒久性的表达。所以即使为了避免当局的审查，写最简单的小寓言、小故事，也能把这表达推向极致的真理。在我看来，艾青诗歌经久不变的特色是爆发、简单和直爽。”“艾青在上世纪30年代来法国学过艺术，读一点法文。他研究过我翻译的《艾青诗集》。有一天，他无比兴奋地告诉我说：‘您知道吗？这些诗在法语里是如此美丽，比我中文的诗还要好。您就是法国的我，法国的艾青。’”凯瑟琳本人对艾青“文革”前夕的作品更欣赏：“要知道，经历过政治运动，诗人的灵魂和身体遭遇折磨，多少还是会受损的。”艾青除了诗，画做得也好。有一次凯瑟琳去北京拜访艾青，艾青拿出他的画作，让凯瑟琳挑选，她选了一幅《塞外晚秋图》。那是在新疆时作的，有边疆的痕迹。当然，凯瑟琳的存画有很多，其中也有别的中国文人送的。凯瑟琳也翻译过茅盾的作品，喜爱萧红、张爱玲；在欧洲见过巴金和钱锺书等人；更与在法国的程抱一熟识。中国的文坛，在这里汇聚。话说回来，凯瑟琳家书架上的中文书，比法文书还要多。她也喜爱张爱玲，并且打算翻译《倾城之恋》，就给彼时在美国的张爱玲写信，并很快收到了回信。信里，张爱玲很高兴有法国读者的支持，并表示会静待法文版的出版。张爱玲果然还是收敛，说话很客气。我和凯瑟琳翻箱倒柜地找张爱玲的回信，可惜一时不知放到哪里去了。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凯瑟琳没能翻译张爱玲的书。“对于我来说，中国文学界，至爱的还是艾青呀！”她说。
◎ 王春林2012年10月5日，恰逢冰心诞辰112周年，10月17日，则是巴金逝世7周年，为了表达对于他们一种真切的怀念之情，恰逢创办55周年的《收获》杂志，在第5期的头条位置上以《冰心巴金书简》为题，特别发表了两位作家自1937年至2007年整整60年间的一部分通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首次与读者见面。冰心与巴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作家，是我心目中非常敬仰的文化老人。既然如此，对于他们之间的通信书简，我自然十分关注，在拿到刊物的第一时间就以异常虔敬的心情拜读了两位文化老人的这一部分珍贵的通信。阅读这些书信，首先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就是冰心与巴金两位老人长达60年的真切友情。尤其是到了晚年行动不便之后，他们之间那样一种尽管天各一方不能够见面但却彼此牵挂对方满腔真情，更是让我内心里充满了感动。但是，与两位文化老人彼此之间的绵绵真情相比较，更让我动容的，却是从他们的这些书信中体现出来的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比如，在1987年4月17日的信中，巴金写道：“近来记忆力又大大衰退，以前读过的书也逐渐给忘掉。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我家的小包弟，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了解剖室。……”“我已搁笔，不再作文。可是脑子不肯休息。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您比我想得开，也很关心我（《文艺报》载，沙汀说您常常谈起我），所以向您讲这几句心里话，您一定理解我。我很疲劳，但有时也在想这个问题：什么样一种人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再比如，在1988年7月6日的信中，巴金又写道：“您说：‘只要几句真话。’的确有几句真话我非讲不可。您这个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一直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为着国家民族的前途不停地奉献着您的心血。您这个与本世纪同龄的人，您的头脑比好些青年人的更清醒，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有更深的感情。您请求，您呼吁，您不是为着自己。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今天您还要求‘真话’，还用自己做榜样要求人讲‘真话’写‘真话’。我听说还有人不理解您那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随意加以删削，还有人不喜欢您讲的那些真话。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您，大多数作家敬爱您，您是那么坦率，那么纯真，那么坚定，那么勇敢，更难得的是那么年轻。现在我还想说一句：‘永远年轻！’”“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与一向以精神痛苦而著称于世的巴金相比较，比巴金年长一些的冰心，尽管看起来要比巴金乐观一些，但她那样一种关心社会发展的拳拳之心却也还是溢于言表的。在写于1991年3月27日的信中，冰心写道：“你说我有一股巨大力量，拉你向前，但愿如此！我活着就不白过，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相濡以沫。我这个人有一样好处，从来没有悲观过，上下五千年，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要好好完成历史的使命。你说你‘四肢无力’，不能写就不勉强写，那样会‘心力交瘁’，反而不好。等你到了西湖，想吃想动的时候，再写什么也不迟。”尽管在写这些信件的时候，冰心与巴金都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依照他们在文坛的资历，绝对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从这些通信中我们却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一种杞人忧天式的真切关怀。我们都知道，巴金晚年曾经写出过影响极大，一向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的《随想录》，而晚年的冰心，也曾经写出过如同《万般皆下品》这样一种战斗性极强的檄文。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认真地读过了他们的这些通信之后，你才能够明白，这两位文化老人何以能够写出那些真心文字来。尤其是到了当下时代，面对着越来越世俗化了的社会现实，重温一下冰心与巴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对于我们这些读书人的心灵世界的建构，我以为，是有绝大好处的。在傅铿一篇题名为《回首二十世纪》（载《读书》杂志2012年第10期）的文章中，作者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除了巴金在《随想录》中有过一些尝试之外，中国知识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极左思潮’的追忆文献中，最为缺乏的便是对于自身灵魂的拷问。没有虔诚的灵魂拷问，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发生狂热激情之下的民族性灾难。最近读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越胜的《燃灯者》一书，笔者略为惊奇地发现其中也包含着中国老一辈知识人痛定思痛和对自身灵魂的拷问。这显示这些老知识人已经认识到了，每个人尤其是知识人，必须重新改变自己的‘心灵的习惯’，从心底里真正接受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容忍、平等和自由的思想。”必须承认，论者以上这段话语有着极明显的针对性。在很大程度上说，从冰心与巴金的这些通信中，我们所真切感受到的，实际上也正是知识分子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灵魂拷问的精神品格。就我对于当下时代的观察来说，或许是因为物质世界过于喧嚣的缘故，如此一种文化品格与精神风骨，其实是越来越罕见了。越是如此，就越是显示出了这种精神风骨的重要价值。这样看来，如何以自己一种扎扎实实的努力，努力地去追慕并切身实践冰心、巴金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可谓是深入骨髓的精神风骨，确实已经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一种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和使命。
□李摩诘我的话剧《鲁迅》在《天涯》杂志今年第1期发表后，不少朋友看完吃惊地问：“你为什么这样写他？”的确，我的《鲁迅》不是预期之中的历史剧，也没有示人以耳熟能详的“斗士和导师”面目，而是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逝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那是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形象，我试图让他成为一面破碎的镜子，同时照照我们的历史和现在。他逝后的事怎么出现在意识里呢？是呀，这个技巧我想了很久，此处就卖个关子吧。许广平先生有篇回忆文章叫《最后的一天》，作于1936年11月5日，落款注明“先生死后的两星期又四天”，里头写到一个细节：10月19日零时——那时距先生辞世只有五个多小时了——许先生给他揩手汗，“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赔笑地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回握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作不知道。轻轻地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地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来的后悔呀。”这段话如同一个伤口，使我在构思过程中不时感到疼痛。这个人的勇毅和脆弱，炽烈和敏感，沉默和爆发，克制和缠绵……时刻对立共存在他矛盾的天性中，直到最后一息，仍彼此纠缠欲说还休。在那生死交界的时刻，爱人未能给他默契的回握和陪伴。他孤单地踏上了无法回归的旅程。我不知许广平先生如何挨过那些心碎自责的日子。我只知，我的《鲁迅》必须从临终这一刻开始——它是一口沸腾的深井，吸引我跳进去。跳进去之后，最要紧的是选择——让哪些场景进入主人公的意识中？意识流的好处是自由，坏处是容易飞散，飞散不好，观众就会打哈欠——这一点，戏剧着实和小说不同。彼得·布鲁克早就警告过：“戏剧这种形式是多么脆弱而难以维系，因为这小小的生命火花得点燃舞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对剧作者来说，点燃火花的实验室在其自心。在浩如烟海的鲁迅著作和相关回忆录中，我生平第一次以窥阴癖的嗅觉和冷血，搜寻他的痛苦、纠结、迷误和软肋，从中提炼我需要的火花。我要写的不是“圣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和“空前的民族英雄”，也不是大众追捧的“凡人”——所谓最有人情味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师长”。不。我要写的是一个复杂而本真的心灵。他的伟大和限度，创伤和呼告，我不想辜负。鲁迅的平生，有三大伤心——早年不幸的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全心扶助的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他的身后，则留下了一个谜团，这谜团他若地下有知，一定更其痛苦——《鲁迅全集》是“文革”时期唯一公开出版的伟人全集(连革命导师们都只能出选集)，一个被改造包装出来的横眉冷对、痛打落水狗的“棍子”形象，使伤痕累累的人们唯一想要对他做的，就是厌倦和逃离。时至今日，关于“为何鲁迅能被权力话语利用”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依然争论不休。我决定以我的方式，在剧作中触及这一切。并非因为这些事件是鲁迅人生中最有争议、最赚眼球的内容，而是因为，它们最能显现贯穿了他一生的精神逻辑。这个逻辑，既是鲁迅精神复杂性的成因，也是作为戏剧主人公的他，精神戏剧性之所在。这个逻辑是什么呢？说来话长，归结起来便是“爱与自由的悖论”。这里的“爱”，不是爱情，而是牺牲之爱，舍我之爱，类似十字架上的耶稣之爱。不同的是：耶稣为彼岸的天国而牺牲，鲁迅为地上的天国而舍我——他太爱那些无依的灵魂，放不下弱者的眼泪，他希望自己加入的战斗能带给他们现世的安慰。因此，“眼泪”是这部剧作的核心词。但先生的经验和理性尚未认识到：凡以“地上天国”之名建造的，莫不是人间地狱；在这过程中，崇高的牺牲者托举起来的不是众生的自由，而是“人神”的僭越。但他自由的天性却已预感到这种危险，因此他最终的选择是：左右开弓地独自“横站”。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鲁迅一生都往来奔突于律令般的“爱”和天性的“自由”之间，以自我牺牲始，以逃离桎梏终——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个孤独伟大的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性永远属于现在进行时，其烈度不因时代变迁而稍减。从他寂寥的背影中，我感到如果再不走近他，就永远走不近他了。对他的负心已久，我只想以我的《鲁迅》，稍稍减轻自己的亏欠。【剧本《鲁迅》选读】鲁迅 你们这是去哪？威严的中年人 去解救受苦人。鲁迅 解救受苦人。不管怎样，这是好的。不笑的青年 是的，我就知道，您和我们同路。鲁迅 嗯，同路，我要去看我的老熟人。我想念他们很久了，只是他们不知道。因为彼此没有交谈。他们似乎不会交谈。他们心里有许多苦，可是说不出。他们远远站在我的对面，不能走近。他们见到我时，已不能像小时候那样直呼我名。他们弯下腰去，叫我“老爷”。(苦工们对鲁迅鞠躬)就像我的手不能懂得我的脚，我不能懂得我小时候的玩伴。你们呢？你们要去看谁？不笑的青年 (正步走)我不去看谁。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无法和我崇高的目标相比。这个崇高的目标就是革命，就是进步，就是解救劳苦大众。威严的中年人 (正步走)要革命，就得有牺牲。【进行曲继续响起，他们行进着。黑衣青年上，站在光圈里。黑衣青年 (演讲状，众人围着他行进)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鲁迅 多么真实的声音。不笑的青年 是我们的人发出的。鲁迅 它叫出了所有不自由者内心的愤怒。威严的中年人 您支持了它，支持了自由运动大同盟，您被列为最主要的发起人。鲁迅 因为这事，浙江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从此我多了个笔名——隋洛文，从此，我过着一种半地下的生活，随时可能被捕。不笑的青年 同志们很高兴您支持他们发起的运动。同志们的心是和您在一起的。鲁迅 都是为了大众的自由。威严的中年人 (独白)大众的自由？不，大众不需要自由，大众需要幸福。让他们幸福的不是自由，而是面包。自由只是一面旗帜，它便于我们集结一支反抗的队伍。这队伍由世界上最无私的心灵构成，最适合作祭坛上的牺牲，最有说服力。自由不是本质，而是面具。(冠冕堂皇地)为了大众的幸福，在不同的条件下，我们要戴不同的面具。
>>鲁迅不仅强调了国人自当直面时代潮流，努力变革重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而且指出了在此过程中，“明哲之士”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达到的最终目的：兼顾“思潮”之世界性与“血脉”之民族性，在双向鉴别、扬弃与整合的基础上，在“取今”之创造性和“复古”之根基性的动态过程中，建设具有崭新质地与沛然活力的国家文化与民族风貌，进而屹立于世界东方。这种立足现代、超越中西的文化主张，贯穿了鲁迅一生。>>从鲁迅提出“立人”迄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期间，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不断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只是所有这些，都不曾消解或减弱“立人”的声音；相反，它凭借自身特有的丰腴而旷远的思想内涵，通过与不同历史语境的对话或潜对话，实现着意义的深化与增值，进而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说不尽的”话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深切体悟。一20世纪20年代前期至中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新青年》团体的分化，鲁迅的内心又一次被无量的寂寞、悲哀、迷惘、犹疑等负面情绪所袭扰、所纠缠。对此，鲁迅并不讳言，而是将其真实而坦诚地披露于笔端。在完成于1924年9月24日的《野草·影的告别》里，作家就让自己的深层意念化作“影”子，留下了痛苦的告白：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 ”而在这一天夜间，鲁迅给自己的学生李秉中写去一信，其中同样表达了深切的自忧：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诸如此类的思绪和言说，在鲁迅这一时期的著作，如《彷徨》 《野草》和《两地书》中不时出现。可以这样说， “黑暗和虚空” “毒气和鬼气”一度构成鲁迅极为重要的心灵色调。然而，鲁迅同时又意识到，无论“黑暗、虚无” ，还是“毒气、鬼气” ，毕竟只是个人内心的一种感受和体验，它终究无法获得生活客体的验证，即所谓：“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 ( 《两地书·四》 )正因为如此，这黑暗和虚无也就可以被质疑、被诘问、被反驳。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一向关注生命奥义和精神质量的鲁迅，毅然选择了向黑暗和虚无“作绝望的抗战” ——他正视黑暗的存在，却执意“与黑暗捣乱” ；他承认绝望的深重，却硬是要“反抗绝望” 。这时，一度“彷徨于无地”的鲁迅，便重新置身于现实的大地和苦难的人间，他依旧是以笔为旗，同时又是“抉心自食”的精神界之战士。应当看到，鲁迅进行的“绝望的抗战” ，承载着异常丰富的精神密码和情感内涵。一方面，鲁迅的反抗绝望是以自身为战场、为武器，即所谓：“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体之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 。 ( 《野草·希望》 )因此，鲁迅的抗战回荡着“我独自远行”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的果决与悲壮，呈现出一种以血肉之躯，拼光虚无、耗尽暗夜，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献身气概；一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的牺牲精神。另一方面，面对黑暗与绝望，鲁迅之所以能够实施“予及汝偕亡”式的反抗，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比黑暗和绝望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至迟在1906年再度赴日时即已形成，继而在“五四”运动中强力喷发，后来虽然被黑暗和绝望所压抑，但依旧不曾泯灭的对中国的希望。正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 《野草·希望》 )而这种对中国的希望，也就是属于鲁迅的中国梦。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是作为鲁迅精神底色的对中国的梦想，支撑了他与黑暗和绝望的殊死搏战。二既然对未来中国的梦想是鲁迅的精神柱石，那么，鲁迅的这种梦想又包括哪些内容？或者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未来的、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关于这点，鲁迅虽然没有进行专门的、集中的阐述，但在一些作品中，还是留下了若干重要的、精辟的、且不乏内在联系的观点或意见，值得我们作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首先，在鲁迅看来，中华民族虽有过昔日的雄大与辉煌，但近代以降却陷入了落后和怯弱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要想不被从“世界人”中挤出，就必须绝地奋发，实施变革与图强。在写于191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明言：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里，鲁迅不仅强调了国人自当直面时代潮流，努力变革重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而且指出了在此过程中， “明哲之士”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达到的最终目的：兼顾“思潮”之世界性与“血脉”之民族性，在双向鉴别、扬弃与整合的基础上，在“取今”之创造性和“复古”之根基性的动态过程中，建设具有崭新质地与沛然活力的国家文化与民族风貌，进而屹立于世界东方。这种立足现代、超越中西的文化主张，贯穿了鲁迅一生。1927年，他曾将这一主张化作对美术家陶元庆的评价： “他并非‘之乎者也’ ，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 ，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 ” (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五年后，鲁迅为一位青年作家的论著撰写题记，又将这一主张概括表述为：“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 ( 《题记一篇》 )。应当承认，鲁迅对国家变革的疾声呼唤，以及就此提出的中西合璧、复合鼎新的设想与主张，不仅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流行的体用之学，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精英意识，即使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下，仍然不乏显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在描绘国家和民族变革之路与未来前景的同时，鲁迅启动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阙如的“个”与“己”的观念，就个体生命该怎样活着的问题，也发表了重要看法。在写于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先是无情鞭挞了那些“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和“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然后一再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而在稍后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更是将自己发愿的内容，概括为具有精神本原意味的生命箴言。这就是：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那么， “做人”怎样才算“合理” ？对此，鲁迅同样以作家特有的话语方式，留下了一系列不是诠释的诠释。即所谓：中国人“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 ” ( 《随感录三十六》 )亦所谓： “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 ” ( 《破恶声论》 )又所谓： “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 (同上)又所谓：人生在世应有从容玩味的“余裕心”和“格外的兴趣” ，因为“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忽然想到·二》 )云云。若将所有这些换一种要而言之或笼而统之的说法，庶几就是鲁迅所倡言的：人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 ( 《苦闷的象征·引言》 ) ，要“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 ( 《科学史教篇》 ) 。显然，鲁迅对个体生命的理解、设计与期盼，包含了鲜明而充分的现代元素，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与穿越性，因而足以成为国人常读常新的精神资源。三1926年，鲁迅出版小说集《彷徨》 。在该书的扉页，鲁迅引录了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以此表达自己不避险远、寻路前行的心志。对于这一举动，天性幽默放达的鲁迅，后来虽曾以“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 ( 《自选集·自序》 )加以自嘲，然而事实上，编织着心中的梦想，呼唤着“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 《梦》 ) ，朝着于“蒙眬中”看见的“好的故事” ，即自己认定的理想境界执著迈进、顽强跋涉，确实构成了鲁迅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生命线索。这当中不是没有“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与焦虑，但在摆脱这些之后，他的选择仍然是“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 《听说梦》 )这就是说，立足当下、走向未来，是鲁迅最基本的人生姿态。既然是朝着未来和梦想前行，那么便必须解决路径或方略问题。正是在这一维度上，鲁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由“立人”而“立国”的主张。还是在《文化偏至论》里，鲁迅一再申明：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从鲁迅提出“立人”迄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期间，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不断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只是所有这些，都不曾消解或减弱“立人”的声音；相反，它凭借自身特有的丰腴而旷远的思想内涵，通过与不同历史语境的对话或潜对话，实现着意义的深化与增值，进而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说不尽的”话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深切体悟：第一，鲁迅所说的“立人” ，强调人格的独立自主和全面发展，反对人性的萎靡、扭曲与异化，体现了对理想人性和强健人格的文化关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一向注重“学以成人” ，一部《论语》就是一部“成人”之书。然而，儒家的“成人”贯穿的是“仁学”思路，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 。这种以“希贤希圣” ，培养君子为目标的“成人”思路，当然具有修身养气、见贤思齐、净化人心的道德力量。然而，一种根本上的“吾从周” 、向后看的姿态，以及由此衍生的“三纲”云云，又决定了它必然包含观念上的封闭性、保守性、等级性和强制性，以致难免酿出抹杀个性、扭曲人性的苦果。鲁迅的“立人”与之迥然不同。它立足全新的历史条件，直面剧变的时代潮流，倡导国人在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基础上，破除一切陈旧落后的观念束缚，以坚毅和热情的态度，谋求生存权利，注重生命质量，“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在“只是向上走”的过程中，实现健康人性的自由发展。正所谓“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 ( 《北京通信》 )而在生命前进的过程中，国人又要保持清醒头脑，把握适度原则，警惕生命异化。即所谓： “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这样的立人主张对于正在经历着多重挑战的现代人来说，无疑仍有显见的精神鉴照意义。第二，鲁迅所说的“立人” ，包含了改造与重构国民性的意愿，这一意愿迄今尚不能说完全实现，因此“立人”的主张仍有现实意义。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 ( 《两地书·八》 )这段话告诉我们，当年鲁迅之所以主张“首在立人” ，是因为他发现，国民身上存在的一些陈腐恶劣的根性，已成为社会变革与进步的严重障碍和深层阻力。如不加以改造， “立国”便没有希望。从那时到现在，时光走过一百多年。随着国家强大和国运昌盛，国人的精神面貌无疑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改造国民性中负面因素的任务，却很难说已经完成。君不见，这些年来社会上每见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犬儒主义以及精神涣散、道德滑坡等等，大都与本民族由来已久的精神病灶相关联，而一些人在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表现出的行为举止的种种不堪，更是直接暴露出国人尚未彻底摆脱的思想与文化贫困。在这种情境下，鲁迅的“立人”主张，便呈现出跨越时空的针对性和生命力，进而成为当代人与时俱进的生命实践。第三，鲁迅所说的“立人” ，着眼于绝大多数人的精神质变与人格提升，着眼于民魂的淬炼与群声的大觉，实际上是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核心元素和历史前行的根本动力。尽管鲁迅不满于当时的国民精神现状，忧患于“庸众”的昏聩与落后，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陷入思想上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相反，在同无边黑暗的持久搏战中，他越来越意识到民众的力量以及其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作用。正所谓：“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赞赏，得些自己满足。 ” ( 《习惯与改革》 )而他所主张的“立人”恰恰是要关注“多数的力量”和“民众的心” 。也就是说，要从整体上改变国人的精神，重铸民族的灵魂。这当中包含的积极意义，正如王富仁的精辟阐释：“当时中国是四亿五千万人的大国，政府官僚和精英知识分子最多也只有几万、几十万，那么，剩下的那四亿四千多万的民众就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无关了吗？就只能消极地跟着这些政府官僚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跑了吗？这些政府官僚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就一定能够将他们带到光明的地方去吗？如果万一没有将他们带到那样的地方去，怎么办呢？……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青年鲁迅并不满足于当时洋务派富国强兵的计划和改良派、革命派革新政治制度的主张，而另外强调‘立人’的重要性了。 ” ( 《中国需要鲁迅》 )由此可见，鲁迅倡导的“立人” ，说到底是为了让“沉默的大多数”在实现了精神质变之后，自觉参与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造，进而成为历史的主人。必须看到，鲁迅的构想和期待，实际上体现了人与历史共同发展的大目标和大向度。四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极度憎恶、也极度失望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这导致了他对社会政治体制和权力关系抱有很深的怀疑和成见，同时也决定了他在朝着自己认定的国家和民族梦想探索前行时，很自然地放弃了革新政治制度的路径，而选择了思想文化批判与改造的向度。这样的说法看似有些道理，但一旦对照鲁迅的整体人生，即可发现它的以偏概全。诚然，作为作家和学人的鲁迅，在敞开自己的国家情怀时，确实把思想文化的批判与改造放在了首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因此而否定社会变革中的政治因素。事实上，鲁迅明确意识到，在当时的历史和国情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变革，政治的力量不可或缺；而作为极致性政治手段的革命战争，对于推动社会变革更是具有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作用。惟其如此，他在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明言：“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与此同时，鲁迅还认为，即使做学问，搞研究，也不能说和政治无关。在1926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的信里，鲁迅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 ”显然，在鲁迅眼里，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同样无法摆脱政治立场的潜在制约，因此，也应当考虑社会的正义与进步。尽管这封信在《两地书》正式出版时，被鲁迅抽掉了，但它传递的鲁迅的思想观点却不会有错。正因为鲁迅意识到政治因素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开始重新打量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与政治力量。这时，国民党集团的疯狂杀人，把鲁迅的同情推到了被屠杀的共产党人一边；而“革命文学家”极左性质的围攻，又促使鲁迅开始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即“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 。接下来，在反抗黑暗、呼唤光明的文化斗争中，鲁迅被尊为左翼作家的领袖和旗帜；而同党的文化工作领导者如瞿秋白、冯雪峰的亲密交往，又使鲁迅收获了友谊的浸润与人格的激赏。还有来自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信息，如“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 ，“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以及苏维埃领袖多次声明，愿意放弃沙俄时代的在华特权等等，更是让鲁迅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另一番风景，斯时的鲁迅，已自觉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毋庸讳言，对于鲁迅晚年的选择，近年来不时有批评和否定的声音出现。我尊重这些学人的见解，但又发现，这些产生于后革命时代的见解，在谈论鲁迅革命时代的政治态度时，常常因为语境的隔膜或观念的错位，而难免陷入或主观妄断或郢书燕说的误区，以致扭曲和遮蔽了历史的本真。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切实做到正确理解和评价鲁迅晚年的选择，一条有效的路径应当是：以唯物史观为引领，重返八十多年前的民国现场，看看鲁迅究竟是依据什么而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边。而在这一维度上，至少有三点显而易见：第一，与“立人”的主张相联系，中年之后的鲁迅越发关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社会境遇和精神生态，正如他在生命最后时段所重申的：“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 ( 《 “这也是生活” ……》 )为此，他一面倾听地火的奔突，一面呼唤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的“民族的脊梁” 。而这在当时的中国，更多集中于共产党人身上。于是，鲁迅将共产党人——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引为同志” (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第二， “风雨如磐黯故园” ， “雾塞苍天百卉殚” (鲁迅诗句) ，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黑暗，鲁迅自有深刻的体认和强烈的忧患。从这种体认和忧患出发，鲁迅一生不但同黑暗展开了坚决而持久的斗争，而且把如何对待这黑暗，当成衡量一切政治力量进步与反动的重要尺度，进而决定自己是拥护或反对。据许寿裳回忆，鲁迅生前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见：“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 ( 《亡友鲁迅印象记》 )沿着这样的逻辑推理，鲁迅抨击大革命之后的国民党政权，而认同当时正在与黑暗肉搏的中国共产党人，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第三，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黑暗的，然而，黑暗中的鲁迅却执著于光明的寻找。他由衷希望美好的人和事不断出现，热切期盼“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 。而斯时，能够让鲁迅感到欣慰的，恐怕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斗，以及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展现的未来社会的另一种可能。尽管鲁迅的欣慰中也掺杂着一些由负面信息和不快感受所带来的忧虑不解，但他最终还是庄严声明：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从而站到了新兴的无产者一边。显然，鲁迅晚年的选择，拥有他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精神依据。我们今天加以评价，应当着重体味其中包含的正义和崇高，而不宜用历史的曲折和局限去苛求前人。
张恨水，曾是一度湮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通俗小说大师，也是被老舍称为“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既是接续传统的章回小说大家，又是“戴着镣铐”努力跳出新舞姿的勤奋实践者；不仅是小说风靡全国、堪称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还是纵横报界数十载、“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闻记者。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创作身份、写作路径以及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张恨水在一生的创作生涯里，始终伴随着新旧之交的坚守与融合。“恨水”系笔名，取自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张恨水早年丧父，生活困顿，辗转多地的经历和年少多舛的命运，使他对词中的满腔愁绪有了不寻常的深层体味，同时也用以勉励自己珍惜光阴，勤作苦修。6岁始入蒙学，自小酷爱文学，博览群书，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古典小说等烂熟于心，既养成了深厚的国学底蕴，也为日后创作积累了详实的传统文化素材。这从他的作品名，如《似水流年》《金粉世家》《美人恩》《斯人记》《落霞孤鹜》《京尘幻影录》等，即可窥见一斑。抗战期间，躲防空洞乃常有之事，可张恨水却不躲，坚持到僻静之地看书学习。晚年写字都费力时，还决心读完2500余本的《四库备要》。正是凭着这份孜孜不倦的勤奋，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自学自写为他在最初穷困时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也奠定了他毕生的志向与职业。张恨水自少年开始，40多年笔耕不辍，平日手不释卷，终日伏案写作，即使在晚年患脑溢血好转后依然抱病练笔，一生创作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100余部，还有大量的散文、数百首诗词等各种文类，共达3000多万字。著名报人张友鸾这样评价张恨水：“他终身从事新闻事业，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张恨水最初在上海《实事新报》当驻北京记者，在《益事报》任助理编辑，而后开始了长达30年的报人生涯，“历任《皖江报》总编辑、《世界日报》编辑、北平《世界日报》编辑、上海《立报》主笔，南京人报社社长、北平《新民报》主审兼经理等职”。从记者到编辑，从做主笔到写小说，甚至到投资经营报纸，张恨水的一生与中国报业息息相关。从通讯到诗词，从杂文到时评，凡报纸常用文体，张恨水都有所涉猎，但他最钟爱的文类当属小说。他日夜辛勤地创作小说，一方面由于他能借助职业优势广知时政，获取大量社会信息；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利用报纸连载作品，以丰富“自家田地”，满足他强烈的创作欲望，真可谓一举两得。据统计，“张恨水的小说在报纸上首发的占到他全部小说创作的75%”。其中，《春明外史》1924-1929年连载于北京《世界晚报·夜光副刊》，《金粉世家》1927-1932年连载于北京《世界日报》，《啼笑因缘》1930年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凭借报纸这一优势媒介，他让通俗小说走进了大众视野，并在20世纪中国文坛实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文学运动使雅文学渐成主流，通俗文学被鄙为不登大雅之堂。于是，张恨水决心在这种新旧的夹缝中改良求变，既走民间大众化的道路，又在通俗文学中自觉调整，摒弃单纯的消遣娱乐之效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模式，努力提高艺术水准，切实关注社会人生，寻求新旧文学之间的融合。他对章回小说的探索和创新，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不断吸收借鉴新文学智慧的大胆实践。他一直致力于让章回小说获得新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尽管这条路充满突破旧程式的艰辛。张恨水还是民国时期通俗小说的最高成就者，这得益于他在通俗小说的转型期，精进不休地为章回体裁注入新鲜血液，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主动向新文学迈进，形成雅俗共赏的艺术个性，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非常擅长“旧瓶装新酒”，将新闻时事嵌入市民耳熟能详的章回体中，将中国传统小说样式与现代报纸、新闻时政相互连接，使故事的讲述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穿插游走，似乎既有奇闻轶事的影子，真正对号入座又无确凿证据。如此构思书写，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不仅内容上扣人心弦，激起广大市民读者的“窥视欲”，认为书中人物均有所指，形式上也亲切生动，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和欣赏习惯。如张恨水坦言《春明外史》的创作初衷：“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五年，引起我写《春明外史》的打算”。而“《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的，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决不是原班人马”。虽非真实人物的原样再现，但的确有所隐射，难怪小说一经问世便受到市民的热烈追捧，许多读者为先睹为快不惜排长队买报，小说情节和人物都成了市民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把新闻时事写进小说，不仅由于取材的便利，更为世俗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这也是张恨水力争契合新文学风向的努力。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连载，更是一时读者如潮，张恨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了炙手可热的通俗小说家，并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据他所言他的读者“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这很大程度上由于他深谙市民读者的阅读兴趣，能够巧妙利用他们消遣探秘的心理，一方面投其所好，满足市民阶层的多种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遵循自己的创作初衷。在谈到《金粉世家》的成功“秘诀”时他曾说：“书里的故事轻松，热闹，伤感，使社会上的小市民层看了之后，颇感到亲切有味”，既不脱离民间情趣，又颇得文采与社会深意。张爱玲也喜欢读张恨水的小说，认为它“不高不低”，“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与市民阶层的文化心态达到了某种契合。张恨水在报界和文学界之间游刃有余，秉承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创造了中国现代新闻界与文学创作领域交融共生的奇观”。他以报人的广阔视野和敏锐思维，对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的世俗景观、民众生活乃至民族命运进行了多维度展现。《啼笑因缘》借“一男三女”情感纠葛的故事反映了门阀制度的式微以及军阀混战时社会的丑恶颓败。被称为“民国红楼梦”的《金粉世家》借一对夫妻的恩怨情仇和豪门贵族的兴盛衰败，折射出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官场的腐朽。这些小说在凄美辗转的爱情故事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中，以小见大地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再现了大时代下社会的发展变革与民族的曲折命运。张恨水善于把爱情波折设置于“个体与社会之间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并且“把民族忧患意识融合在他驾轻就熟的章回体之中”，这使其通俗小说超越了鸳鸯蝴蝶派一味言情的狭小境界，将言情与社会紧密结合，积极顺应了时代潮流。不仅如此，张恨水还擅长在小说中展现鲜活的社会民俗地图。他曾在安徽、江西、北京、南京、重庆、西安等多地游历生活，虽不乏辛苦，但也由此对不同地域文化特征了解颇多。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南北方民俗文化描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北京之于张恨水，渊源很深。他笔下“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约19部，计660余万字”。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也都以北平(北京)为背景。1919年24岁的张恨水进京后，直到1967年去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靠着新闻记者的社会敏感与外乡人对京城的浓厚兴趣，他对北京日常生活场景和名胜古迹的观察与描写格外精细，涉及四季变换、社会民俗、名胜会馆、节令花果、饮食娱乐、戏剧曲艺等诸多方面，并常借作品人物之口介绍北京地域文化，“带有某种风土志及旅游指南的意味”，在文本中构成了一幅20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风俗民情图卷，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价值。抗战时期，文学充当了时代的号角，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峙渐趋缓和。民族危亡激发了张恨水强烈的忧患意识，现实主义情怀表现得更加明显，他自觉跟上时代的步伐，亲身参与大量的社会工作，义无反顾地加入抗战的队伍，创作宗旨和思想立场也与新文学逐渐接轨。而正是他骨子里浓郁的爱国情怀，使之与新文学作家殊途同归。作为创作中国抗战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张恨水在时代大潮中主动转型，以新闻工作者的细腻敏感对恢弘的抗战史做了通俗化处理，展现了浩繁的生活史和感性的心灵史，实为可贵。当战争使社会各种痼疾与丑恶逐渐暴露时，张恨水又写了《八十一梦》《蜀道难》等不少讽刺小说，将创作重点转向了社会批判。这些小说深刻地揭露了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知识分子流离失所、老百姓们怨声载道的生活。其中《八十一梦》反响最为强烈，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共鸣。小说采用寓言和梦幻相结合的手法，借助荒诞不经的各色人物写了“八十一梦”，暗喻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对国民党权贵的腐败昏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反动政权为此恼羞成怒，勒令报刊停载小说，还把张恨水“绑架到息烽去了”。内战爆发后，张恨水更是痛斥时政，笔调愈加尖锐，创作《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小说时，仍不遗余力地揭露官商勾结，以嬉笑怒骂的笔锋剖析了当时丑陋黑暗的人情世态以及荒淫无度的社会腐败，深刻地再现了国民党政权崩溃前的“官场现形记”。张恨水一生的创作始终与时俱进，怀着社会责任心不断求“变”，使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走向大众并启蒙大众。张恨水自称：“写了一辈子文字，得了同情者不少，恐怕神交之多，在普通社会里，我是够在六十分以上的了”。他的创作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每次创作转型都与时代变革相关。从力图改良章回小说追求雅俗共赏，到顺应时代潮流开启小说宣教功能，体现的是他一生不变的社会责任感与现实情怀。在20世纪新旧之交时所做的种种坚守与融合，最终使张恨水成为中国章回小说蜕变中的一座高峰，是他让通俗小说在衰落和扬弃中重获了新生。
提起张恨水，世人多联想他笔下那些风花雪月的词章、风流才子的小说、缠绵悱恻的爱情，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却鲜有人了解他骨子里浓厚的爱国情怀和“远居江湖却心怀庙堂”以天下为己任的另一面。毛泽东曾亲自接见他，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对他敢于揭露社会现实、勇于针砭时弊给予高度评价。张恨水，这个既能写出《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的才子，又能大喊“国如用我何妨死”抗战到底、荣获“抗战胜利”勋章的报人，称得上“风月无双”、“爱国至上”。20年代他着力于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揭露和嘲讽，30年代描写和歌颂抗日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40年代则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一1924年4月16日开始在《世界晚报》上连载的《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不过张恨水“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于是，决定用一个主角来贯穿全书，即“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由新闻记者杨杏园与雏妓梨云和才女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线，引出20世纪20年代北平三教九流的人情百态。当时的北平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官僚政客们勾心斗角、贪污受贿、捧角狎妓、声色犬马，无良商人吹牛拍马、拆白骗钱、虚情假意、尔虞我诈；歌舞升平的另一面，是广大下层百姓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张恨水“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1927年始创作《金粉世家》，此书以金燕西和冷清秋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主线，写了金铨总理一家悲欢离合、荒淫无耻的生活。小说通过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金粉世家”，展示出北洋政府时期，豪门巨宦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奥秘，在“金”和“粉”的侵蚀下，在温情脉脉、天伦之乐的后面，是狰狞丑恶的尔虞我诈；慈样恺悌的面纱底下，隐藏着杀气腾腾的金钱利害冲突，冷清秋的“齐大非偶”的悲惨命运，正是揭示了“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就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孽”，同时它也由此“家”到彼“家”，反映了整个北洋政府上层社会的众生相。1930年3月17日在《新闻报》开始连载的《啼笑因缘》，描写的是富家子弟樊家树和唱大鼓的少女沈凤喜、豪门小姐何丽娜、江湖侠女关秀姑三位女子的恋爱纠葛，在这样一个多角恋爱故事中，又穿插了封建军阀强占民女，侠客锄强扶弱的情节，故事融“社会”、“言情”与“武侠”于一体，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部小说的平民观念和明确的社会批判立场，超越了此前趣味性压倒思想性的通俗小说，使得它不但成为民国通俗小说的第一代表作，而且也引起新文学界的刮目相看。二随着时代的变化，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在内容、题材上也不断扩展、变化。1931年“九一八”国难，为遣发内心的悲愤，张恨水把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增加了抗战内容，这是他写国难小说的开端。有些人误以为张恨水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国难小说’”，其实不然，从踏入新闻业之初，他就关心国事民生。早在1925年，除长、短篇小说创作外，张恨水几乎每日有杂文见报，内容多因时因事而发，抒发情感，针砭时弊。1932年，他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小说《九月十八》、剧本《热血之花》等文字，鼓吹抗战，结集为《弯弓集》，其中有豪言曰：“背上刀锋有血痕，更未裹创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这时期张恨水“国难小说”最出色的作品是《满城风雨》，它真实描绘了军阀混战和外寇入侵给国人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结尾义勇军奋起抵御外寇，表明了张恨水坚决的抗日立场。从此，张恨水写作的意识“又转变了个方向”，写任何小说，“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1934年，张恨水自费考察西北，目睹了西北人民在军阀混战、天灾人祸的侵袭下，卖儿鬻女、易子相食的凄惨生活，他深受震动，曾写道，“在西北之行之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后以此为素材撰写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1935年创作的《艺术之宫》通过裸体模特秀儿的悲惨遭遇，对所谓绅士阶级进行不遗余力的讽刺。1936年创办《南京人报》。该报以主张抗日、注重社会新闻、讲求编排技巧受到市民的热烈追捧。张恨水在副刊《南华经》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中原豪侠传》《鼓角声中》以及大量的诗词散文。值得一提的是《中原豪侠传》。在《序》中，张恨水写到，游历西北，途经河南时，他亲眼所见的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该小说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深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强烈地体现了民族爱国主义，把武侠小说仇杀殴斗的门户打杀，上升到爱国革命的主题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前途，张恨水不止一次大声疾呼：“国如用我何妨死？”“抗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是年，入居重庆，应邀加入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民报》，主编文艺副刊，取名《最后关头》。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从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这呐喊声里，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恨的，决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南京人报》！”从这气壮山河的呐喊声中，可以看出张恨水的爱国热情与义无反顾。这时期他经常以“关卒”为笔名，在《最后关头》以笔作箭，弯弓射日。他还为《最后关头》规定了登稿原则：一是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是游击区一斑；三是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是不做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是抗战的文章。张恨水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全国人民的抗日大潮中。同年，激愤于在南京、汉口等地看到的许多“爱国有心，请缨无路的人”，觉得有爱国而发狂的存在，从而创作小说《疯狂》。期间，又写了一些有关游击队的小说，如《冲锋》《征途》《游击队》《大江东去》等。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张恨水被选为通俗小说家中惟一的理事。与新文学的关系上，双方也由对立转变为合作。抗战期间，张恨水在贫困的物质条件下，创作了大约20部作品。自30年代末，有感于当时通行的口号式、标语式的抗战八股，难以引起人民共鸣，张恨水决意写“那些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的作品，因此采取“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于193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小说以散体的形式，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腐败的官场和社会上种种黑暗现象进行揭露和鞭笞。后在国民党特务的压力下，被迫草草结束。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与陈铭德、罗成烈、张恨水等人畅谈时，对《八十一梦》给予热情肯定，他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到了一定作用吗？”同年，除《八十一梦》外，张恨水还撰有《蜀道难》《秦淮世家》《潜山血》等长篇小说及一些针砭时弊的诗词。其中有一首讽刺诗写道：“日暮驱车三十里，夫人烫发入城来”，借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兴师动众的烫发事由，直指四大家族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一时成为重庆社会的美谈。1940年2月11日，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开始连载，此书借古讽今，凸显民族气节，曾受毛泽东赞誉：“《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张恨水还认为抗战是全国人民谋求生存，但又是前后方人民所迫切感受的生活问题。“没有眼前的生活，就难于争取永久的生存了”。为此，40年代张恨水接连创作了长篇小说《牛马走》《第二条路》和《负贩列传》等，趋重于生活。其中《牛马走》(后易名《魍魉世界》)以抗日时期的重庆为背景，抨击了那些醉生梦死的官僚权贵和置民族危亡不顾大发国难财的商人；《负贩列传》(后易名《丹凤街》)叙述了童老五等“重然诺，助贫弱，尊师、敦友”的“丹凤街的英雄们”，“朋友之难，死以赴之，国家民族之难，其必溅血洗耻”的故事，希翼在国家危难的紧要关头，唤醒那些沉睡的中国民众，起而反抗。同时期连载的随笔《上下古今谈》，更是借谈社会现象，针砭当时的贪污腐败。抗战时期，国共双方都称赞张恨水的“抗战小说”，“骂得好，骂得对”，既表达了民众被压抑的诉求，又对贪官污吏、道德败坏进行批判。1945年8月，毛泽东在渝期间，与各方面代表举行了多次座谈，曾接见张恨水，肯定他创作上的进步倾向。同年9月，国民党政府向1000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三抗战结束，内战随即爆发，张恨水愤慨时事，忧国忧民，笔调便也越发沉重和尖锐。1946年4月，北平《新民报》创刊，张恨水任经理兼副刊《北海》主编。对于该报的宗旨，他坚持“超党派”立场，反对扰民，他在发刊词中说：“凡是不体恤老百姓的举动，我们就反对，至少也不应该捧场。”“我们也不和执政的或在野的，曲为解说，去欺骗老百姓。”1946年创作的《虎贲万岁》，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战史小说。张恨水以平实的笔触，描写了1943年常德会战中守城部队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宁死不退坚守阵地的悲壮事迹。在本书的序言中，详细交代了小说写作的缘由。57师幸存下来的英雄找到了张恨水，希望他能将这些壮烈的事实写成文字，让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献身的人们，能够借着文字的流传永垂不朽。张恨水也考虑到自己并不擅长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而且对于军旅生活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但在一次次的交往中，觉得有那份历史的责任要把这些事实流传下来，最终答应捉笔。是年9月开始连载的长篇小说《纸醉金迷》，再现了抗战胜利前夕，陪都重庆沉湎于声色、赌博和抢购黄金的疯狂现实。小商人、银行家、交际花、公务员、老妈子，甚至苦力工人，无一不被卷入黄金潮……作为讽刺暴露现实之作，作品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统区丑陋、卑琐的世态炎凉。同年开始创作的《巴山夜雨》是张恨水“痛定思痛”之作。小说以冷峻理性的笔触，在控诉日寇战争暴行的同时率先对民族心理进行探索，解剖国人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劣根性”。小说以主人公李南泉为轴心，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蜀东山村众生图。台湾学者赵孝萱称该书是“张恨水的最重要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作品最高巅峰”。1947年，《五子登科》连载，作品以日本投降后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为背景，讽刺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贪婪无耻，荒淫腐败。小说化用五代时窦燕山五个儿子全部登科的典故，全面展示了以主人公金子原为代表的接收大员疯狂索取和占有“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的一系列荒淫无耻的丑行。1949年，张恨水因高血压突然发作，患脑溢血。病愈后，从1953年开始，改编了一系列民间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等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出版后，深受欢迎。从此，张恨水的余生又连续写了《秋江》《白蛇传》《孔雀东南飞》等多部中、长篇小说。行笔至此，记起1944年，文协、新文学会、《新民报》等联合为张恨水庆祝五十寿辰，潘梓年、老舍、罗成烈、邓季惺等人都为此撰文。其中重庆《新华日报》刊出专文庆贺，指出：“他(张恨水)的小说与旧型章回小说显然有一个分水岭，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并指出他的创作倾向是“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这样的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