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可以厘为三个层次,即形而下的生活文化、形而上的“纯文化”和作为日本文化中核的神道教宗教文化。其间,对不同层次的文化所取的研究方法,是有着明显差异的。为探讨方便起见,本文将同样作为精神文化的上述第二、三层次合为一个单元。

  周作人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追忆道: “一个人初到外国的地方,最是觉得有兴趣的,乃是那里人民的特殊的生活习惯,其与一般习得的文化生活……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可是我们去的人看法却并不一致,也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偷它这几套拳法,以便如法炮制。我觉得日本对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么对……而且原来的模范都在,不必要来看模拟的东西,倒是日本的特殊的生活习惯,乃是它所独有的,所以更值得注意去察看一下。

  这个看法或者是后来经过考虑这才决定的也未可知,大体从头就是这种看法,不过后来更是决定罢了。”①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自觉,为了更方便体验日本文化,周作人与鲁迅整个留学期间大都选择了留学生所住的普通“下宿”。两兄弟“上学时穿学生服,平时只是和服穿裙着木屐,下雨时或穿皮鞋,后来也改用高齿屐了。一日两餐吃的是下宿的饭,在校时带饭盒。总之衣、食、住各方面过的全是日本生活”②。

  这样做固然也有经济上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认为: “不能吃苦何必外出,而且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的。”③ 因而,那些住在下宿里要用桌椅,买不起卧床甚至爬到壁橱上去睡觉,吃的又非热饭不可的留学生,常成为周氏兄弟嘲笑的对象。当然,下宿生活也确实非常清苦: 每天早上两片面包加少量黄油,中午和晚上两餐饭,萝卜、竹笋而外,绝少肉食。周氏兄弟住在名叫中越馆的下宿时,即便有客人来,作为普通客饭,佐餐的大抵就总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而已。

  周氏兄弟留学日本的时代,就日本一般国民的生活来说,尚不富裕。即所谓“人家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茶。上者有鱼,否则苦咸的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此即日本普通百姓日常所食状况,而一般“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小怪,特别是在下宿或出租房间的地方”。但周作人“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①

  上述自觉的日本文化认识方法,终于结出了果实。也即周作人通过长期的体验观察,对日本的生活文化特色,得出了自己的三个结论,即“崇尚简素”、“清淡质素”、“爱好天然”。

  如他指出:

  “日本式的房屋……特别便于简易生活……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四壁肃然……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这里虽然叙述的是下宿的情形,但普通日本居室的结构、功用也大体若此。反过来,周作人认为中国的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他余地”,因而“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他曾“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看日出,或着浴衣躺在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② 由上可知,在与中国的比照中,周作人认为日本居室的主要特征是“简素”。而这种特色中蕴含有“闲适之趣”和“清疏有致”的文化韵味。

  与居室可作同样性质看待的,是周作人揭示了日本食文化的“清淡质素”特色。他引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有关日本饮食注云: “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 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③ 他由此联想到故乡绍兴的情形: “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因而,来日本所食,“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而且“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汁与豆瓣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鲜与勒鳌,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的纳豆即咸豆豉……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即古昔的鱼鲊,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 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①

  周作人所思索的,是其所感受到的中日文化交通的历史。他曾在一篇谈“羊肝饼”的文章中说: “传授中国学问技术去日本的人,是日本的留学僧人。他们于学术之外,还把些吃食东西传过去。羊肝饼便是这些和尚带回去的食品。在公元十五六世纪‘茶道’发达时代,便开始作为茶点而流行起来。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 羊羹) 的店,正如做昆布( 海带) 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以查考罢了。”又如落花生,中国传说来自扶桑,而日本则俗称南京豆,表示出自中国。另如同是一种瓜,在中国称倭瓜( 又称南瓜) ,日本则称唐茄子,等等。当时一般留日中国学生往往注目于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化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强调中日文化之异,而周作人却由日本文化的特色而措意于中日文化的历史联系与沟通,这是颇为特异的。他指出: “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般的空假。”② 正因如此,也就难怪他不以小泉八云的日本文化研究为然了。

  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进而揭示了日本饮食文化清淡质素特色的审美意义。他指出,谷崎润一郎在《忆东京》一文中激烈批评东京的食物,以为显出脆薄贫弱的“寒乞相”,也即缺乏“丰腴”之气象,认为这是东京人的缺点,对东京为中心的文学美术的负面影响甚大。但他认为,东京的食物之有意思正在于它的清淡质素。他还以绍兴人用挤了虾仁的大虾壳、砸碎了的鞭笋的不能吃的老头,再加上干菜而煮成的一种不知叫什么的汤为例,说这实在是“寒乞相”极了,但越人觉得其好处也就在这寒乞也即清淡质朴之中。

  周作人把这种清淡质素称之为“徘味”,可谓一语中鹄。把饮食与日本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徘的意趣联系起来,这是深得其中况味的结果。这里,周作人把日本饮食习惯中的某些特征在方法论上加以抽象化、概括化,从而揭示出它的审美意义。而一部分的日本的文学艺术之审美意识,乃至国民精神的某些成分,也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审美的价值所在,即是体现了事物的自然本色。周作人曾多次提及家乡的“时萝卜”等吃食,认为在它的素朴之中自有“真味”。从这里不难看出,所谓“清淡质素”,是事物在还原本然状态的过程中最能接近其本质部分的显现,从人类原始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具有重要审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周作人来到日本的第一天,看到房主人的妹妹赤足在榻榻米上奔走,为客人张罗,很有感慨。他从日本妇女的“天足”现象、日本的服饰文化,以及日本人对待裸体所取的态度等,联想到中国的裹脚对妇女身心的戕害,认为“爱好天然”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综上所述,周作人对日本生活文化的认知方式颇为特殊。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直接的体验和感悟中,“将日本生活与中国古代及故乡情形结合说来,似乎反有亲近之感”①。也即,在两者的相互观照和切身体验中,日本的生活文化之特色,就更容易得以考察和把握。这样的研究方法,既得益于中日特殊的文化关系,也须有高度的文化研究方法上的自觉。

  ……

  (《日本学刊》,胡令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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