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与“左联”关系始末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一书有“戴望舒”的词条，而且不短，作者应国靖。但这是泛泛的介绍，对戴与左联的关系着墨反而不多。而在左联研究界，戴望舒作为或者曾经作为左联作家的身份从未得到充分认可。姚辛被认为是左联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他的《左联词典》和《左联史》被认为是两个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他对戴望舒与左联的关系，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张冠李戴，甚至人云亦云。《左联词典》“盟员简介”中有戴望舒，不过，说他是“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后来《左联史》说，戴参加了1930年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按照施蛰存的追述，戴不仅参加大会还加入了左联。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左联词典》的“盟员作品简介”却没有了“戴”的名字，倒是列出了戴的几篇译文目录：《求真者》、《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一周间》、《高龙芭》和《良夜幽情曲》，但全部归到了左联作家“戴平万”的名下。事实上，只有《求真者》(美国作家辛克莱著)是戴平万所译(1933年4月亚东图书馆出版)，其余都是戴望舒所译。此戴非彼戴也。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太大了。《左联史》只说戴参加了成立大会，而且在440人左右的左联成员大名单中有戴，这说明姚辛认可戴参加大会时就加入了左联，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但是，盟员和另类盟员的专门介绍中都没有戴。在加入左联前后，戴翻译介绍了大量苏联革命作品。但姚对此却避而不谈。653页“左联作家对马列经典文论的翻译研究”章节里没有戴，661页“左联部分作家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的研究成果”章节里也没有戴，甚至663页“欣欣向荣的文学翻译”重点谈到了鲁迅、冯雪峰、郭沫若、胡风等人的翻译，唯独不提戴；还专门谈到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却没有谈到后来它演变成“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似乎故意在回避戴，因为戴翻译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之一种出版的；因为要回避，连“马克思主义”的字眼都省略掉了。《左联史》中还以大量篇幅谈到左联的诗人诗作，但戴不仅被排除在外，而且只有在被作为反面典型时才出现他的名字。如姚首先介绍的是左联所属的“诗歌研究会”及其所创建的中国诗歌会，由穆木天负责，成员有森堡(任钧)、蒲风、柳倩等，在研究会诗人们的推动下，建立了中国诗歌会，出版会刊《新诗歌》。这是左联所有研究会中较为活跃也相当有成绩的一个机构。无论是在诗歌研究会还是在中国诗歌会，无论是在《新诗歌》这块阵地还是在由左联主导的“诗歌丛书”里，都没有戴的一席之地。

　　大约在1927年7、8月间，戴望舒第一次进北京，冯雪峰颇得他的好感，很快两人就成为挚友。这可能跟冯雪峰也是诗人有关。更重要的是戴望舒一直寻求新的思想来刺激、鼓舞、提升自己，而冯雪峰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已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当时最吸引年轻人的时尚思潮。戴望舒从冯雪峰身上找到了人生和社会的一种新的可能，所以两人相谈甚洽。

　　1929年9月，戴望舒同施蛰存、刘呐鸥创办《新文艺》月刊，共出八期。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某种意义上，或者说，在冯雪峰的意义上，“新”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在创刊号上，戴望舒发表了短文《匈牙利的“普洛派”作家》，在1930年3月的第2卷第1期上，又发表《苏联文坛的风波》、《英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国际劳动者演剧会》等五篇关于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报道。正是由于《新文艺》的赤化倾向，到1930年4月，它就被国民党当局取缔了。

　　参加左联是戴望舒的无产阶级革命倾向最明显的表现。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接到冯雪峰的通知，戴望舒和杜衡就去了，还正式加入协会，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当时阅读、研究、翻译、传播苏联的文艺作品都有赤化嫌疑，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但戴望舒表现得很坚毅、勇敢。加入左联后，戴望舒发表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作品尤其是译著，可以说是相当“遵命”。

　　(《戴望舒与“左联”关系始末》，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