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是东北作家群体中的一个别样的存在,他的作品既有着对土地、对家乡的眷恋,又有着对苦难的人民的同情与挚爱,此外,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还绘制了一幅绚丽的画卷———女性的种种生存图景,他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情她们的悲苦命运。而在这幅图画背后隐约可见男性灼灼的目光,可以说,端木蕻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透过男性的视阈来完成的。

  一、男性中心的“美人天下”

  在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促进情节发展、丰富作品内涵,更为独特的是在他塑造的这些女性人物当中几乎找不到丑陋的女人,这里的女性王国是美人的天下,而美人们所依附的对象却是男性中心。

  在端木蕻良的小说中活跃着众多袅娜纤巧的美人,“体态轻盈、如花似玉”的苏姨(《科尔沁旗草原》);拥有“美丽的眼波”的金枝姐、“艳丽照人”的姑姑(《早春》);“亭亭玉立”的水芹子(《浑河的急流》);“美丽端庄”的宓君(《新都花絮》)……这些女子是如此的纤弱娇美,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她们犹如飞蛾扑火,把自我命运的话语权交到男性的手中。《初吻》中美丽得令“我”着迷的灵姨,在“我”的眼中是神秘而圣洁的、是所有美好的向往,可这个幻美的女子却选择住进了“我”父亲的“白房子”,成为“我”父亲的情人,当面对“我”父亲的厌倦与虐待时,灵姨也只是淡淡的倾诉、伤心的哭泣;在《可塑性的》当中“端庄流丽,仪态万方”的凤子时隔多年再见到表哥辛人时,希望重新获得辛人的喜爱,最终因为误解了辛人的冷淡而选择了自杀;《科尔沁旗草原》中“好看是出名的”母亲和“长得很漂亮”的小精都是依托于父亲来生存的。

  而女作家在描写女性形象时不会对容貌进行刻意的表现,几近忽略。女作家们更愿意写一些相貌平庸、个性鲜明的人物,如徐小斌的《羽蛇》中亲手掐死襁褓中弟弟的羽;张洁《无字》中的执著偏激的吴为;张爱玲《金锁记》里残酷冰冷的曹七巧等等,相比之下不难看出端木蕻良创作时的男性意识。

  二、女性心理的男权观照

  除了对女性容色的描绘、命运的关注,端木蕻良更擅长雕琢女性的情感心理。正如他在《初吻》中所述,“我差不多统统知道了女人们的秘密了,因为我日久天长的在女人堆里,她们有什么事我都知道了”,“我知道她们嘴里说的话和心里想说的话怎么两样”。①作家冷眼旁观女性的种种行为,有着一份独到的清醒,通过女性行为本身探知其内心世界,而在这通透背后,存在着明确的男性的审美标准和传统的道德评判。

  《新都花絮》中的宓君在锦衣玉食的生活中时刻感到烦躁与颓唐,听到紫云谈论婚姻生活进而想到自己和路的决绝,“不由得可怜起来”,为自己没有给路分辨的机会而忏悔,“路现在恐怕是要心碎了吧,他要痛苦的过这一生吧,都是我毁坏了他的,我是多么的对他不起呀……”可在作家看来,宓君的所谓忏悔只是对自己魅力的炫耀,是慵懒闲适生活中的一种矫情,“她想起自己有毁坏别人的力量她是骄傲的,但她装着自己没有感到这份儿骄傲”②;宓君因为钟爱保育院的音乐顾问梅之实而成为保育院的英语顾问,她处处表现出对难童的关爱,为他们洗衣、为他们出资医疗,被难童们称为“妈妈小姐”,而当这份爱心与同梅之实出游发生冲突时便不复存在了,在难童生命垂危之际,宓君不愿亲自探望,认为只要支付医疗费用就是极大的仁慈了。作者笔下的宓君,她的爱心不是利人的,而是利己的,是她为取悦爱人而披上虚伪的外衣,端木蕻良给予了她一个爱人离散、形单影只,真正是“多余而来,多余而去”③的结局,传达了作家的道德标准与判断。

  《找房子》中描写黄桂秋从在船上苦于找不到房子、到重庆后想到投奔昔日的追逐者、再到仔细盘算如何与李局长交涉这一段心理意识的流动,很好地表现了黄桂秋作为被追逐者的女性的自恋与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借住一间房子还能有问题吗?她是看得起他。”“见着他怎么说呢?呸!这算得什么,还用那么神经质,我就单刀直入好了。”④黄桂秋本想凭借昔日的旧情让追逐者殷勤地招待她,暴露了她的自私与贪婪,可作家却设计了残酷的现实:李局长不念旧情,不仅没有提供住处还以国难为由让黄桂秋捐款,端木蕻良在这里彻底粉碎了女性的高高在上的幻梦。

  在这方面又与女作家的创作不同,女作家们在刻画女性形象时常常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无视男权目光的窥探,她们大胆摹写女性的张扬和欲望,并认为这才是合理的表达,这才是人的完整,例如虹影的《饥饿的女儿》。

  三、男性视域的文化探源

  1. 男性身份的自我辩难

  端木蕻良所处的时代虽已沐浴了五四的新风,仍无法洗净封建传统的旧尘,女性在男权的历史中是沉默的、是缺席的,无处探听她们的心声。端木蕻良作为土地、母亲的歌咏者,更被认为是女性的崇拜者。然而,不管是对美丽女性的精心刻画,还是对女性心理的潜心雕琢,终因其男性身份而无法逃脱男权道德的审判。

  一方面,端木蕻良深知女人心,了解女性的灵魂诉求,更清醒地看到女性的强大不在于依赖而在于独立。《可塑性的》中的凤子,《初吻》中的灵姨,她们都把男性中心人物作为生存的依靠,而结果却是她们的幸福无处安放,这是其他男作家们少有的洞察与笔力,男作家们在女性的独立面前或嘲讽或咒骂,总表露着莫名的惶恐,如林语堂的《武则天正传》对待武则天的态度是极尽嘲弄,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最骄奢淫逸,最虚荣自私,最刚愎自用,名声坏到极点的皇后”⑤。

  另一方面,端木蕻良又无法摆脱男性中心意识,在字里行间彰显着自己的男性身份和审美理想。在作家眼中的完美女性是美丽的、宽容的、散发着母性光辉的女性。在他看来最完美的女性莫过于《科尔沁旗草原》中的母亲形象。她美丽,她的美丽吸引了土匪,于是“我”外祖父家遭到了土匪的抢劫,她的美丽吸引了“我”父亲,于是被父亲强娶过门;她勤劳,婚姻虽不情愿,但母亲过门后仍然日夜服侍公婆、斟茶倒水;她隐忍,由于贫富悬殊,母亲嫁过来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处处受轻视和白眼,而父亲的喜新厌旧更让她心力交瘁;尽管这样,母亲还是宽容的,是维护父亲、以父亲为天的,“有一次我父亲和当地姓袁的一个乡酋打起来了,父亲到墙上去取马刀,没有拿到手,被袁乡酋扯作一团。母亲急了,便从火盆里提起来一壶滚水,向袁乡酋的头上浇去。”⑥

  2. 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

  在端木蕻良的作品中充当背景的常是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这与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东北作家群作家大多出生贫苦,而端木蕻良早年的生活却给予了他接触和揣摩各式女性的机会,给他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叙述空间。

  端木蕻良的家乡在辽阔的关外草原——科尔沁旗草原,那里沃土肥田、天广地阔,而他正是这片沃土上最富足的地主家的少爷。端木蕻良的祖先是从河北迁移到昌图境内开荒斩草的闯关东的老户,本姓曹,经过几代的发展,到他曾祖父曹泰的时候,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在科尔沁旗草原上渐渐购置了两千多垧土地,曹泰娶了县城里最大富翁的女儿,带来了一批丰富的嫁妆,这又使得曹家的势力得到了巩固。据《端木蕻良传》中描述在日俄战争之后,“战败的俄军把端木蕻良的祖宅做指挥所,并屯兵于曹家祖坟地的丛林之中。”⑦足见当时曹家祖宅的规模,这一切正是他创作中流露的贵族意识与贵族想象的根基。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实现”。在端木蕻良的自体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他极力描绘家族的殷实、呼奴唤婢的生活排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端木蕻良对于轰然倒塌的贵族生活的遗憾,对自己辉煌家史的追忆,唯有在作品中重建自己的显赫家族作为过去那段光辉历史的挽歌。

  3. 古典文学的浸润:《红楼梦》

  端木蕻良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得益于对古典文学经典《红楼梦》的痴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常常偷看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每次读《红楼梦》,不管什么时候翻开它,就会放不下,不管什么时候看下去,都会有新鲜感。”⑧

  无论从作品还是作家本人都与《红楼梦》存在着很多相近的地方。例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端木蕻良同姓曹,都是满族人,也都亲眼目睹了家族由盛而衰的巨大变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处处可见红楼地运动,尽管丁宁同情底层百姓的凄苦,痛恨家族的腐败,立志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宏伟事业,然而当推地运动损害了丁家利益时,他毅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以狡诈的手段平息了推地风波,赢得了“精明强干、不好对付”的声名,使佃户心甘情愿继续忍受盘剥和压榨。

  丁家的发家史是一部充斥着肮脏和血腥的历史,在每一页上,都涂染着罪恶和恐怖,疯狂的掠夺、残酷的剥削必将导致农民的决绝反抗。黄家女儿黄宁被丁小爷抢婚,全家对丁家恨之入骨,宁愿穷死也不接受丁家的半点施舍,仇恨持续了好几代人,黄大山继承了父辈身上不屈的抗争精神,开荒打草的经历练就了他钢铁一样的身躯与意志,火车上,他和警察公然对峙;在推地运动中,他充当着发动者与组织者的角色,成为农民的主腔骨,与地主势力较量抗衡,无所畏惧,尽管推地运动未达到预期效果,然而,大山在“九一八事变”的炮火下,以抗日义勇军的身份出现,捍卫民族尊严。大山将是真正的草原之子,预示了草原的新兴,以反抗的姿态去埋葬地主的巢穴、终结草原的凄哀、构建结彩的希望。

  《科尔沁旗草原》是一曲多声部合奏的交响乐,涵义广博,意蕴丰厚,话语指向多元,抵抗异族凌辱的体验中升华了民族的忧患意识,启蒙命题的书写中架空了高蹈的人性拯救,认同了底层的精神奴役创伤,阶级鸿沟的强化激发了觉醒意识,民族情感、启蒙言说、阶级话语构建了文本的叙事主体,既自成一体,又彼此渗透,堪称规模宏大、质量上乘的优秀巨著。

  人物的影子,如《科尔沁旗草原》中的灵子,对少爷丁宁日常生活起居的悉心照顾,无微不至,对家中事务的细心经管,殷勤谨慎俨然是《红楼梦》中“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的花袭人;机关算尽、呼风唤雨的三十三婶活脱脱就是“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的王熙凤;《初吻》中让“我”魂牵梦萦的灵姨恰似“情天情海幻情身”的秦可卿,《红楼梦》中的美人们为端木蕻良的女性形象塑造提供了有益的范本。

  四、结语

  端木蕻良笔下的女性形象细致而美好,对于容色的关注不同于女作家的忽略,进而表现出强烈的男性审美诉求;而对于女性的生存状态,端木蕻良除给予深切的同情之外,更清醒地意识到女性独立的重要,只有独立才能摆脱男权的束缚,这又是超越其他男作家的独到之处。

  走进端木蕻良的女性世界,既有瑰丽的女性赞美与理解,又有男性视域的花枝根茎,他的女性之花是通过男性视域的根茎生长的,他的女性人物形象是透过男性视域来打量和鉴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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