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预言》一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一般只是把它作为一首表现何其芳的“不幸的爱情”的情诗看待。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见解也不断出现,如孙玉石先生在《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一文中,已经感悟到《预言》一诗蕴含着某种理,他说:“那首《预言》,是‘预言’中的‘神’与人的对话,更是诗人内心的‘独语’。爱的期待与失落,人生思考的哲理,充满着宁静与和谐”①。惜之的是,他如此地“点到”之后便不再深言。又如张洁宇女士在她的《梦中道路的迷离———早期何其芳的“神话情结”》一文中,亦对《预言》一诗进行了哲理性的解读,只是,她对《预言》表现的哲理作了过于泛化的理解。②那么,《预言》究竟表现了何种哲理,它与何其芳真实经历的关系如何,以及它在何诗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审美效应?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 《预言》哲理考

  说《预言》是一首具浓厚哲理的诗,单从《预言》一诗本身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首诗似乎明白地写着诗人日夜期盼着爱情女神,爱情女神来了却又终于没有能够留下的爱情悲剧。孤立地看,《预言》这首诗似只能这样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结合《预言》集的整个爱情诗的创作,结合何其芳在其他地方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所表述过的“哲理”,就会觉得这样的解释其实是太过于简单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下面我们会提供足够的证明):诗中作为“他者”的爱情之神,与其说是作为地道的“他者”,毋宁说是何其芳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说,诗中期待着爱情之神到来并为之“颤抖”的“我”固然是诗人自己,而那个不为“我”的“呼唤”、“颤抖”而停下的爱情之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成是诗人自己:他们一个是期待爱情的感性的自己,而另一个则是对爱情抱着镜花水月式的审美态度的理性的自己(这有点类似于小说中的“复调”形式)。

  那么我们这种看似“古怪”的分析有没有充分的依据呢?有的。首先让我们引出何其芳在《迟暮的花》中的一段叙述:当“我”坐在一个荒废的院子里沉思默想时,“偶然”听见了两位老人谈起了他和她20年前的一段预言式的情感经历:我想象在一个没有人迹的荒山深林中有一所茅舍,住着一位因为干犯神的法律而被贬谪的仙女,当她离开天国时预言之神向她说,若干年后一位年青的神要从她茅舍前的小径上走过,假若她能用蛊惑的歌声留下了他,她就可以得救;若干年过去了,一个黄昏,她凭倚在窗前,第一次听见了使她颤悸的脚步声,使她激动的发出了歌唱。但那骄傲的脚步声踟蹰了一会儿便向前响去,消失在黑暗里了。在叙说完这段故事后,作为上面那个故事的一个总结,两位老人,也就是20年前的那一对恋人有如下一段富于哲理含蕴的对话:

  ——这就是你给自己说的预言吗?为什么那年轻的神不被留下呢?

  ——假若被留下了他便要失去他永久的青春。正如那束连翘花,插在我的瓶里便成为最易凋谢的花了,几天后便飘落在地上像一些金色的足印。

  ——现在你还相信永久的青春吗?

  ——现在我知道失去了青春人们会更温柔。

  ——因为青春时候人们是夸张的?

  ——夸张而且残忍的。

  这一段对我们的确太重要了,在这段叙述里,包含着某种能使我们揭开《预言》这首诗秘密的钥匙:第一,它说明《预言》一诗所写的“预言”,看起来是命定的“爱情悲剧”,但却正是诗人为自己所“设计”的爱情过程及其结局;第二,它清楚地表明,爱情的美,正在于爱情的“镜花水月”般的张力的形式当中,而爱情的所谓“实现”,却恰恰是张力的消失和美的消失,就像那朵“连翘花”,“插在我的瓶里便成为最易凋谢的花了”。能够证明《预言》这首诗所蕴含的哲理的,除了《迟暮的花》,还有两篇作品也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一是何其芳惟一的戏剧《夏夜》,一是他的总题为《浮世绘》的几个相互联结的小说片段。《夏夜》,完全可以说就是用戏剧的形式所作的另一篇《预言》。这里有两个情节值得注意,第一个情节是,当女主人公狄如朗读了《预言》这首诗后,诗人,也就是剧中的男主人公坦承他之所以“要让‘年轻的神’无语走过”,“是想使他成为一个年轻的神”,而他自己其实就是那“年轻的神”。④第二个情节则是《预言》的一个现实的版本:当剧中的女主人公向男主人公直接表达爱情后,男主人公却作出了“现在是非走不可了”的决定(尽管他也爱她),为什么呢?因为在诗人看来,世俗的爱情只是一种“生命的贿赂”,而他要的却是“生命的生命”,⑤这所谓“生命的生命”,其实就是那种较之现实的爱情“更温柔”、“更美”的“镜花水月”般的爱情。有意思的是,如此的对于爱情的理解,在他的小说《浮世绘第三·迟暮的花(欧阳先生的演讲)》中又被演绎了一次。小说《浮世绘》中人物的一段演讲,竟然是将前面我们提到的散文《迟暮的花》整个儿一字不易地挪入其中。是什么使何其芳如此不嫌重复地将一篇完整的散文挪到一篇小说中去呢?又是什么使何其芳如此不嫌重复地将同一的主题用不同的形式来反复地加以演绎呢?这一切我们只能说,这样一种对待爱情的态度,在何其芳的生命和他视为生命的艺术创作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态度里,融汇了他对于爱情的镜花水月般的审美选择,融汇着他幻美的艺术个性,也寄寓着他也许为数不多的异常值得珍视的爱情经历,寄寓着他以后的愧悔和痛苦。正因为这样,他才将《预言》一诗以纲领式的形式作为了他诗集的第一篇,他才以如此繁复的方式向我们表达关于爱情的哲学理念!

  二 《预言》真实考

  《预言》式的审美选择,仅仅是一种对于爱情的纯哲学理解吗?或者说这种审美选择还仅仅停留在理论的至多是想象的层次吗?抑或它有着某种真实的基础。寻究这一问题,多少有些乏味,因为我们只要说明何其芳在审美选择和艺术想象的层次上具有这种特性,这对于我们探究他的诗歌艺术,就已经足够了。但,决心去探究某些奥秘的好奇心或许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如果我们想更多地去了解何其芳的个性和艺术特性,这样的探究也许并非没有意义。从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某些真实的痕迹。譬如那个“三月的夜晚”、那束“黄色的连翘花”,还有诗人的惊惶,以及随之的独自来到朋友家和“郊外的树林”,以及他在树林中所想象的那个有关“预言”的故事,还有剧中人物与作者的合二为一,等等。这些他反复说出的“故事”及其细节,我们都很难相信这些仅仅是诗人的虚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直接的传记材料确乎不多,笔者现在依据的主要是尹在勤先生《何其芳评传》中的一点并不十分详尽的材料,和仍然取自于何其芳诗文中的一些蛛丝马迹来做些探究。熟悉何其芳早期生活的人,自然知道,他写《脚步》这一类的诗作,并非随意冥思苦想,而也有着他的生活基础:一九三O年他被清华开除之后,距再入北大之前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就住在“夔府会馆”。……当时,住在这会馆里的还有一位叫杨应瑞的姑娘,她长得很漂亮,也很多情,比何其芳大两三岁,是何其芳的堂表姐。这位姑娘热烈地追求着他,他却并不懂得成熟的女郎的心境,总是采取冷淡态度,……此后不久,还有一位姓沈的姑娘因羡慕何其芳的才华,也追求过他,然而书生气十足的何其芳,未作出任何反应。⑥和上引尹在勤先生相似的叙述也见之于一些其他人的著述中,例如日本人渡边新一的《围绕〈新月〉的何其芳》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⑦我们觉得这段经历应该与《预言》的产生和他“预言”式的审美选择有着直接关系。首先,它在时间上是吻合的。何其芳在《迟暮的花》等文中多次提到的那次令他惊惶的爱情便发生在“三月的夜晚”。何其芳考入清华是1930年的暑假,呆了不到半年,就因文凭问题被清华开除,那么,何其芳寄寓在夔府会馆就应当是1930年末,而他在夔府会馆里所呆的时间应该是半年多一点, 1931年秋季,他就在曹葆华的帮助下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因此,他与一个叫杨应瑞或姓沈的姑娘的爱情就只能是1931年的春天到夏天这一段时间;而应当以春天最为可靠。其次,还有一些细节也可以证明何其芳在《迟暮的花》等文中所叙述的“故事”的真实性。他在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树荫下的默想》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小刊物印行了三期便没有继续,因为我被折磨于一种生活上的纠纷,一种燃烧着自己的热情,再也不能安静地提起笔来写一点什么。那郁热的多雨的夏季啊,我第一次背起了爱情的十字架”⑨。什么叫“爱情的十字架”,按常识理解,显然这并不适合指爱情的相思或失恋的痛苦,这“爱情的十字架”应当指的是一种“爱情的负载和愧疚”。将爱情比作“爱情的十字架”,我们也只有从他对待爱情的镜花水月式的审美选择及其产生的结果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还有,在《迟暮的花》中他提到了姑娘送他的“那束连翘花”。为什么是“连翘花”呢?因为连翘花是我国北方广为栽培的一种供观赏的花,一个平常人家的姑娘,送这种在当时的北方易得的花当然是最可能的了。在何其芳写于1934年的一首诗《梦后》中,他也提到了这一细节:生怯的手/放一束黄花在我的案上。/那是最易凋谢的花了。/金色的足印散在地上, /生怯的爱情来访/又去了。另外还有一个似乎纯语言使用上的细节,也让我们不忍放弃,这就是在《预言》中有三首诗,极其罕见地运用了“残忍”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的爱情。其中一处出现在他的那首梦中创作的《爱情》中,另两首是《圆月夜》和《岁暮怀人》(一)。为什么何其芳几次三番地用“残忍”来形容自己的爱情呢?为了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又必须联系何其芳惟一的戏剧《夏夜》。正是在《夏夜》中,好几次出现了“残忍”这个词:

  狄 ……你想把你自己关在孤寂里,就该真把自己关起来。但你还是开着你的门的,而且还用好意来引人进去。……

  狄 而且,你还会节省你的好意,你的温情,如一个吝啬的人。你仿佛残忍的说:“这样,我会使她更需要我,更热切地需要我……”

  齐 (感动的声音)责备我吧,尽量地责备我吧……是的,我是残忍的,我是自私的。……

  齐 ……我是不曾想到的,我是不曾想到的。残忍的事总是残忍的。对自己残忍也就是对人残忍……⑩

  当我们引出了《夏夜》中的这一段对话以后,我想我们对以上诗中“残忍”的说法就能理解了。“残忍”,对他的恋人而言是一种世俗的“残忍”,对诗人而言,则是一种为了审美式的爱而不惜牺牲现实的真实的爱的“残忍”。

  三 镜花水月审美选择的美学效应

  从美学功能上来看,何其芳对于爱情的这种审美选择和哲理态度所产生的审美效应是多方面的,第一,就是他在表现爱的痛苦、深沉与缠绵中,融入了一种空莹、澄澈而宁静的审美品格和意境。这种空莹、澄澈而宁静的审美品格、意境,大大丰富、或者说超出了一般爱情诗给人的审美感受。例如他的《秋天》(一):说我是害着病,我不回一声否。/说是一种刻骨的相思,恋中的症候。/但是谁的一角轻扬的裙衣, /我郁郁的梦魂日夜萦系? /谁的流盼的黑眼睛象牧人的笛声, /呼唤着驯服的羊群,我可怜的心? /不,我是忆着,梦着,怀想着秋天! /九月的晴空是多么高,多么圆! /我的灵魂将多么轻轻地举起,飞翔, /穿过白露的空气,如我叹息的目光! /南方的乔木都落下如掌的红叶, /一径马蹄踏破深山的寂默, /或者一湾小溪流着透明的忧愁, /有若渐渐地缓解,又若更深地绸缪……这首诗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痛苦深沉的感情与空莹澄澈情感的复合特征。诗的前半部分(到“我可怜的心”为止),表现了诗人相思的痛苦。但是,从“不,我是忆着、梦着”一句开始,却运用了一系列秋天的意象,表现出超脱、升华痛苦的情绪,给人以一种空莹澄澈而又宁静的审美感受。《预言》集中,具有如此境界的诗很多,如《爱情》、《休洗红》、《脚步》、《梦歌》、《花环》、《月下》、《圆月夜》等,都在抒写爱情的或深沉的痛苦或甜蜜的感受的同时,或浓或淡地渗透融汇着这样的空莹、宁静、澄澈的审美意味,融汇着这样的“秋”的意象或意境。

  何其芳一方面珍视、沉醉于爱情,另一方面,又能够以一种镜花水月的方式来对待爱情。正是这样一种将爱审美距离化,将爱虚化,将爱情置入一种审美之镜的远观和返观中,爱,在具有它所常有的深沉的痛苦、忧郁的同时,亦具有了一种空莹、辽远、澄澈而宁静的品格。当然,这种对待爱情的态度,并不是对于爱情的痛苦、深沉的否弃,而是使爱情获得某种升化;就像诗人在诗中所说的,就像“一湾小溪流着透明的忧愁,有若渐渐的缓解,又若渐渐的绸缪”,不过是将爱情的痛苦化入一种空静、辽远,韵味深长的境界之中。

  我们还需强调的是,如此的“秋”的空莹、澄澈、宁静境界的获得,对于何其芳而言,具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审美品格的获得,而且标志着何其芳艺术的成熟和艺术个性的完成。何其芳在《梦中道路》中说:“那种未成格调的歌继续了半年。那些脆薄的黄叶只能在炉火里发出一次光亮。直到一个夏天,一个郁热的多雨的季节带着一阵奇异的风抚摸我,摇撼我,摧折我,最后给我留下一片又凄清又艳丽的秋光,我才像一块经过了磨琢的璞玉发出自己的光辉,在我自己的心灵里听到了自然流露的音籁。阴影一样压在我身上的那些十九世纪的浮夸的情感变为宁静透明了”。

  何其芳这种对待爱情的态度所产生的第二种审美效应就是,由于他总是将爱置于一种“镜花水月”的审美状态加以观照,因此,爱情的美丽更多的就不是其质实的、或情欲性的因素,而是爱情在“镜”、“水”之中的那一种迷离恍惚之姿,而是“她”的“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的“姿态”。因此,迷离恍惚的“姿态”之美,就成为了何其芳爱情诗美的重要特征。例如《欢乐》一诗,可以说是他这种“爱情美学”在这方面的最好表现。诗歌里所说的“欢乐”是指爱情的欢乐,也包括了爱情的忧伤痛苦。在何其芳的审美视域中,爱情的美不过是一些“颜色”,一些“声音”,她们迷离恍惚而又具幻美色彩,如“白鸽的羽翅”、“鹦鹉的红嘴”,或者如“萤火虫一样飞在朦胧的树荫,香气一样散自蔷薇的花瓣上”的飘忽朦胧。

  在何其芳的爱情诗里,“姿态”性的美的诗句俯拾即是,如飘忽的“足音”、“低抑的脚步声”、“一角轻扬的裙衣”、“敲到我紧闭的门前”的“手指”、“欢笑的影子”、“脩曼的发丝”、“裙衣轻覆着的膝头”、“林叶和夜风”的“私语”、“麋鹿弛过苔径的蹄声”、“一支月下锦葵花的影子”等等等等。何其芳爱情诗“如烟似梦”的意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具这类审美特性的意象所形成的。

  何其芳这种审美选择所产生的第三种审美效应是,它在其爱情诗中造成了一种“苦味的甜蜜”的复合性的“爱情味道”。因为,在一种“幻影”式的审美观照里,不论是爱情的甜蜜抑或痛苦,便都具有一种审美的甜蜜的韵味,或者说都具有一种“苦味的甜蜜”或“甜蜜的苦味”。这就正如在《梦中道路》中他所深情吟诵的英国唯多利亚女诗人克里斯丁娜·乔治娜·罗塞谛的诗句:Oh dream how swee,t too swee,t /too bitterswee,t /whosewak2eningshould have been in/paradise……(译为:呵,梦是多么甜蜜,太甜蜜,带有苦味的甜蜜,它即使被唤醒也应该是在乐园里……)。

  这样具有“苦味的甜蜜”的诗在《预言》中很多。如《慨叹》、《梦歌》、《爱情》、《墙》、《欢乐》、《雨天》等都是。《预言》集中如此多的爱情矛盾语的运用,实际上折射了何其芳对待爱情的那种甜蜜中有苦味,苦味中有甜蜜的复合感受,因为说到底,语言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诗人情感、观念的外现。

  以上我们从《预言》一诗的哲理阐释出发,探寻了它的现实依据,论及了这种哲理态度对其诗艺所产生的审美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预言》之作为《预言》集的第一篇,《预言》之拥有《预言》集的“冠名权”,的确不是偶然的,确确是因为《预言》一诗在整部《预言》集中,具有某种纲领性的地位。当然,我们说《预言》具有纲领性的地位,并不是说整部《预言》的艺术特点仅在于此,也并不是说《预言》所有的艺术特点都是由其造成的。例如何其芳的梦幻特性,童话情结,以及晚唐五代和法国象征派的影响等,也都对何其芳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或浓或淡的影响。但无论如何,“预言”式的对待爱情的镜花水月式的审美选择,是形成何其芳爱情诗艺术特性的最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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