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交的坚守与融合
张恨水，曾是一度湮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通俗小说大师，也是被老舍称为“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既是接续传统的章回小说大家，又是“戴着镣铐”努力跳出新舞姿的勤奋实践者；不仅是小说风靡全国、堪称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还是纵横报界数十载、“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闻记者。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创作身份、写作路径以及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张恨水在一生的创作生涯里，始终伴随着新旧之交的坚守与融合。“恨水”系笔名，取自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张恨水早年丧父，生活困顿，辗转多地的经历和年少多舛的命运，使他对词中的满腔愁绪有了不寻常的深层体味，同时也用以勉励自己珍惜光阴，勤作苦修。6岁始入蒙学，自小酷爱文学，博览群书，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古典小说等烂熟于心，既养成了深厚的国学底蕴，也为日后创作积累了详实的传统文化素材。这从他的作品名，如《似水流年》《金粉世家》《美人恩》《斯人记》《落霞孤鹜》《京尘幻影录》等，即可窥见一斑。抗战期间，躲防空洞乃常有之事，可张恨水却不躲，坚持到僻静之地看书学习。晚年写字都费力时，还决心读完2500余本的《四库备要》。正是凭着这份孜孜不倦的勤奋，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自学自写为他在最初穷困时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也奠定了他毕生的志向与职业。张恨水自少年开始，40多年笔耕不辍，平日手不释卷，终日伏案写作，即使在晚年患脑溢血好转后依然抱病练笔，一生创作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100余部，还有大量的散文、数百首诗词等各种文类，共达3000多万字。著名报人张友鸾这样评价张恨水：“他终身从事新闻事业，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张恨水最初在上海《实事新报》当驻北京记者，在《益事报》任助理编辑，而后开始了长达30年的报人生涯，“历任《皖江报》总编辑、《世界日报》编辑、北平《世界日报》编辑、上海《立报》主笔，南京人报社社长、北平《新民报》主审兼经理等职”。从记者到编辑，从做主笔到写小说，甚至到投资经营报纸，张恨水的一生与中国报业息息相关。从通讯到诗词，从杂文到时评，凡报纸常用文体，张恨水都有所涉猎，但他最钟爱的文类当属小说。他日夜辛勤地创作小说，一方面由于他能借助职业优势广知时政，获取大量社会信息；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利用报纸连载作品，以丰富“自家田地”，满足他强烈的创作欲望，真可谓一举两得。据统计，“张恨水的小说在报纸上首发的占到他全部小说创作的75%”。其中，《春明外史》1924-1929年连载于北京《世界晚报·夜光副刊》，《金粉世家》1927-1932年连载于北京《世界日报》，《啼笑因缘》1930年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凭借报纸这一优势媒介，他让通俗小说走进了大众视野，并在20世纪中国文坛实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文学运动使雅文学渐成主流，通俗文学被鄙为不登大雅之堂。于是，张恨水决心在这种新旧的夹缝中改良求变，既走民间大众化的道路，又在通俗文学中自觉调整，摒弃单纯的消遣娱乐之效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模式，努力提高艺术水准，切实关注社会人生，寻求新旧文学之间的融合。他对章回小说的探索和创新，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不断吸收借鉴新文学智慧的大胆实践。他一直致力于让章回小说获得新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尽管这条路充满突破旧程式的艰辛。张恨水还是民国时期通俗小说的最高成就者，这得益于他在通俗小说的转型期，精进不休地为章回体裁注入新鲜血液，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主动向新文学迈进，形成雅俗共赏的艺术个性，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非常擅长“旧瓶装新酒”，将新闻时事嵌入市民耳熟能详的章回体中，将中国传统小说样式与现代报纸、新闻时政相互连接，使故事的讲述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穿插游走，似乎既有奇闻轶事的影子，真正对号入座又无确凿证据。如此构思书写，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不仅内容上扣人心弦，激起广大市民读者的“窥视欲”，认为书中人物均有所指，形式上也亲切生动，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和欣赏习惯。如张恨水坦言《春明外史》的创作初衷：“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五年，引起我写《春明外史》的打算”。而“《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的，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决不是原班人马”。虽非真实人物的原样再现，但的确有所隐射，难怪小说一经问世便受到市民的热烈追捧，许多读者为先睹为快不惜排长队买报，小说情节和人物都成了市民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把新闻时事写进小说，不仅由于取材的便利，更为世俗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这也是张恨水力争契合新文学风向的努力。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连载，更是一时读者如潮，张恨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了炙手可热的通俗小说家，并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据他所言他的读者“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这很大程度上由于他深谙市民读者的阅读兴趣，能够巧妙利用他们消遣探秘的心理，一方面投其所好，满足市民阶层的多种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遵循自己的创作初衷。在谈到《金粉世家》的成功“秘诀”时他曾说：“书里的故事轻松，热闹，伤感，使社会上的小市民层看了之后，颇感到亲切有味”，既不脱离民间情趣，又颇得文采与社会深意。张爱玲也喜欢读张恨水的小说，认为它“不高不低”，“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与市民阶层的文化心态达到了某种契合。张恨水在报界和文学界之间游刃有余，秉承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创造了中国现代新闻界与文学创作领域交融共生的奇观”。他以报人的广阔视野和敏锐思维，对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的世俗景观、民众生活乃至民族命运进行了多维度展现。《啼笑因缘》借“一男三女”情感纠葛的故事反映了门阀制度的式微以及军阀混战时社会的丑恶颓败。被称为“民国红楼梦”的《金粉世家》借一对夫妻的恩怨情仇和豪门贵族的兴盛衰败，折射出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官场的腐朽。这些小说在凄美辗转的爱情故事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中，以小见大地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再现了大时代下社会的发展变革与民族的曲折命运。张恨水善于把爱情波折设置于“个体与社会之间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并且“把民族忧患意识融合在他驾轻就熟的章回体之中”，这使其通俗小说超越了鸳鸯蝴蝶派一味言情的狭小境界，将言情与社会紧密结合，积极顺应了时代潮流。不仅如此，张恨水还擅长在小说中展现鲜活的社会民俗地图。他曾在安徽、江西、北京、南京、重庆、西安等多地游历生活，虽不乏辛苦，但也由此对不同地域文化特征了解颇多。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南北方民俗文化描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北京之于张恨水，渊源很深。他笔下“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约19部，计660余万字”。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也都以北平(北京)为背景。1919年24岁的张恨水进京后，直到1967年去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靠着新闻记者的社会敏感与外乡人对京城的浓厚兴趣，他对北京日常生活场景和名胜古迹的观察与描写格外精细，涉及四季变换、社会民俗、名胜会馆、节令花果、饮食娱乐、戏剧曲艺等诸多方面，并常借作品人物之口介绍北京地域文化，“带有某种风土志及旅游指南的意味”，在文本中构成了一幅20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风俗民情图卷，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价值。抗战时期，文学充当了时代的号角，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峙渐趋缓和。民族危亡激发了张恨水强烈的忧患意识，现实主义情怀表现得更加明显，他自觉跟上时代的步伐，亲身参与大量的社会工作，义无反顾地加入抗战的队伍，创作宗旨和思想立场也与新文学逐渐接轨。而正是他骨子里浓郁的爱国情怀，使之与新文学作家殊途同归。作为创作中国抗战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张恨水在时代大潮中主动转型，以新闻工作者的细腻敏感对恢弘的抗战史做了通俗化处理，展现了浩繁的生活史和感性的心灵史，实为可贵。当战争使社会各种痼疾与丑恶逐渐暴露时，张恨水又写了《八十一梦》《蜀道难》等不少讽刺小说，将创作重点转向了社会批判。这些小说深刻地揭露了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知识分子流离失所、老百姓们怨声载道的生活。其中《八十一梦》反响最为强烈，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共鸣。小说采用寓言和梦幻相结合的手法，借助荒诞不经的各色人物写了“八十一梦”，暗喻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对国民党权贵的腐败昏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反动政权为此恼羞成怒，勒令报刊停载小说，还把张恨水“绑架到息烽去了”。内战爆发后，张恨水更是痛斥时政，笔调愈加尖锐，创作《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小说时，仍不遗余力地揭露官商勾结，以嬉笑怒骂的笔锋剖析了当时丑陋黑暗的人情世态以及荒淫无度的社会腐败，深刻地再现了国民党政权崩溃前的“官场现形记”。张恨水一生的创作始终与时俱进，怀着社会责任心不断求“变”，使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走向大众并启蒙大众。张恨水自称：“写了一辈子文字，得了同情者不少，恐怕神交之多，在普通社会里，我是够在六十分以上的了”。他的创作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每次创作转型都与时代变革相关。从力图改良章回小说追求雅俗共赏，到顺应时代潮流开启小说宣教功能，体现的是他一生不变的社会责任感与现实情怀。在20世纪新旧之交时所做的种种坚守与融合，最终使张恨水成为中国章回小说蜕变中的一座高峰，是他让通俗小说在衰落和扬弃中重获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