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人世的悲悯,汪曾祺作品中对人生的关爱中也就融进了佛家慈悲为怀的不忍之心和宽容情怀。由于深知人生之苦而生的怜爱,使汪曾祺对人世怀着高度的宽容,宽容地体察人性的卑微,接纳不完善的人性,甚至对苦难本身也坦然面对,平静而不怨愤。他以善良的心去同情生活在艰苦中的生命,总是用善意、温情去看世界。《复仇》的结局杀人凶手以凿路赎罪,一直在寻找仇人的报仇者在找到仇人后最终却原谅了他,并且与他共同凿路,这种惊人的化解,正是佛家慈悲宽容思想的典型体现。

  首先,作者同情、宽容处于艰难中的人们。生活本来就有太多的无奈,在无法把握命运时,向善或从恶,人也常常是身不由己的,就如《云致秋行状》中善良、随和、老实的云致秋,在“文革”中也“做了三件他在平时绝不会做的事”,在人生中留下了黑点。因此,作者尽可能去谅解生活中的人事,以一种广博的心胸去理解生活与作品中的每一个人,去体会他们那份情有可原的无奈和身不由己,甚至对人世间的卑微鄙陋也给予怜悯同情。在改写的《异秉》中,他在批判陶先生、陈相公求助于“异秉”的委琐的同时,还表现了他们生活的艰难无望,深深理解了他们如此做的无奈,从而在批判中注入了深深的同情。这种宽容使作者显得那样温和,他在《落魄》等作品中关注世道、人性,在淡淡的苦涩中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在《受戒》《大淖记事》等作中真诚地呵护着人世间的情义。当然,对那些毁灭人性的东西,作者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对这些人事极度愤慨,如《天鹅之死》《八月骄阳》等。

  其次,作者对人生的苦难、不平本身也持宽容的情怀。经历过人世沧桑后,作者对艰难与不幸少了许多的怨愤,在小说中,面对苦难时,他让笔下的人物也不怨不恨,坦然面对人生的遭际。1983年发表的《职业》是三次改写了30多年前一篇旧作而成的,改写前的旧作中孩子对生活是“嘲讽、委屈、疲倦,或者还有寂寞”;改写后则删去了孩子在从事职业几年后变得油滑、怨愤面世的相关情节,加写了他对别的孩子的模仿“并不发急生气,爱学就学吧”。孩子对艰难生活的坦然其实就是对苦难的一种宽容接纳。这样的一种随遇而安,是一种生之无奈,同时也是一种坚强。《辜家豆腐店的女儿》的主人公在看了自己喜欢的人娶了他人后大哭了一场,然后就“起来泡黄豆”,继续艰苦而坚强地生活。《大淖记事》中“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十一子被打伤,“两个男的不能挣钱,但要吃饭”,她“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面对人生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公,这些人物没有怨恨,倒是坦然面对并接受。但就在看似逆来顺受中,也未尝不饱含一份坚强,这在作者也许是对现世清醒到极致的一种表现。“‘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不如想的开些。

  (张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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