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坛, 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 几乎无一不曾受到苏联文化/文学的影响。不论是茹志鹃、张洁、张贤亮、蒋子龙, 还是路遥、张承志、铁凝的作品, 我们都可以看出,苏联文化/文学不仅渗透在他们创作的风格、结构和人物性格中, 还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精神、文化心理。于王蒙而言, 这种影响显得尤为复杂和深刻。审视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 可以发现, 从“ 苏维埃文学” 的诞生, 到苏联文学的每次重大转折,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思潮的骤变分不开, 而苏联社会思潮的变化无一不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关。

  综观王蒙的创作经历和人生道路, 可以发现, 他在少年时期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 就开始接受苏联文化/文学的熏陶和影响。或者进一步说, 王蒙不仅走向革命、走向进步, 与苏联文学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他最终选择文学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 同样是苏联文学启蒙和引导的必然结果。青少年时代的王蒙就虔诚地认定苏联文学“她就是我的梦, 我的爱情, 我的幸福, 我的需要⋯ ⋯ 我的伟大的意识形态!”“苏联文化”情结和“少共” 情结互相纠结、互相渗透, 共同构成了王蒙艺术和政治生命的两个重要坐标。虽然期间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的解体, 使王蒙的苏联文化情结经历了不无悲凉的过渡, 但直到2000年, 他在具有浓厚自叙传色彩的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里, 仍然借苏联歌曲抒发了他内心郁积了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我想我永远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人民, 斯大林错杀了许多人也好, 赫鲁晓夫胡说八道也好, 《青年近卫军》的作者开枪自杀也好, 西方国家骂它个狗血喷头也好, 中共不待见它不服它不尿它也好, 它的所谓先进技术搞的都是傻大预粗的玩意儿也好, 反正它的歌太好听了。一个唱着这样纯洁和激情的歌曲的民众永远是可爱的, 我永远爱它。”显然, 无论苏联的今天发生了什么, 人们对苏联的历史和文化如何界定和评价, 都无法改变王蒙情感深处对苏联文化的认同, 也无法改变他从苏联文化中所承继的文学观以及对文学价值意义的理解。

  毋庸置疑, 王蒙是一个富有才情的作家, 又是一个文化心态非常开放的作家。他对自己的创作始终充满了审美期待, 从他1970年代末重返文坛后, 进行的一系列创作实验和探索开始, 他就渴望超越自己, 抵达一种更加开阔的文学和人生境界。他每一阶段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次超越, 比如1980年代的集束式手榴弹式的作品,不仅扫去了长期以来笼罩在文坛上空的沉闷、僵化的阴霆, 还大大开拓了作家和文学的活动空间与艺术思维空间。进入老年之后, 王蒙这种超越的渴望更加明晰和强烈。1990年代的“季节” 系列长篇,王蒙对中国当代历史做了精确的剪辑和呈现, 审视回顾了在苏联文学精神照耀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信仰之旅。对此后完成的长篇小说《青狐》(2004年), 王蒙更是寄予了厚望, 试图通过对女主人公青狐悲剧命运的抒写超越“季节” 系列中政治、革命对个体的强势话语, 更加关注作为整体性的历史和个体性的人的相互性, 表现“人与历史的错位” 并试图揭示人的生命本体的悲剧。然而, 《青狐》中俯拾皆是的关于反右、文革、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的各种或深或浅的感慨, 貌似与人物的命运相连, 实则与青狐的主观世界和心理情境相距甚远, 都无助于塑造青狐的主体性格, 但却再次表明了王蒙作品的社会认识价值远远大于本身的文学价值。显然, 19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的时代精神, 以革命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始终是王蒙人生的起点, 也是他情感和思绪的原点。流贯在作家主体意识和文学观念中的苏联文化情结己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积淀, 使王蒙身不由己、难以超越, 并由此限制和制约了他的创作对时代观照和对人性透视的广度与深度。

  如果说王蒙以半个世纪的创作所构成的小说世界是当代文学一个完整的百花园, 那么其中每一花卉的启开凋落、遗传变异, 都牵连着共和国成长过程中社会与文学每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其中每一文学花季的潮涨潮落、新陈代谢, 无不是整个当代文学思潮发展的缩影。他的创作曾以各种实验和创新在当代文坛独领风骚, 但他内心对某种精神信念的持守却始终如一。新近推出的散文集《苏联祭》,被王蒙称为自己的“心史” , 既是王蒙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和苏联文学的隆重纪念与祭奠,也是他对自己的青春时代和美好理想的一次深而又不乏理性的回望。书中辑录的文章时间跨度长达20年, 昔日的苏联也己经变成了俄罗斯, 但作者的出发点和眼光没有变, 他自嘲是“苏联的遗老” , 他在这块土地上追寻的仍然是自己的梦想和心灵印迹。虽然王蒙清楚地意识到, 心目中的苏联已经一去不复返, 寄托着自己的青春、理想和爱情的1950年代也己经一去不复返。只是理智上明了的东西, 感情上未必能够割舍。诚如他所言:“你永远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静非常旁观地谈这个‘外国’,看这个国家。你为她付出了太多的爱与不爱, 希望与失望, 梦迷与梦醒, 欢乐、悲哀与恐惧⋯ ⋯这占据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上一代人特别是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一生。”在王蒙心里, 虽然苏联解体了, 但苏联文学的生命力比苏联这个国家更长远。虽然青春已经不再, 青春难以万岁, 但理想之魂却依然存在。然而, 苏联文化/文学赋予他的文学价值取向, 苏联文化背景在他生命和创作中的沉淀, 使他终究没有走出自己、超越自己, 抵达他预期的人生和艺术境界。

  (蔺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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