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版的几种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萧红的肯定都是很有分寸的，都并没有把萧红说成是一个十分出类拔萃、极其卓异优秀的作家。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初，1982年修订重版。我手头有修订重版本。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王瑶两次谈到了萧红。第一次是在第八章“多样的小说”之第六节“东北作家群”中，于萧军之后，谈论了萧红。这一次主要评说《生死场》。王瑶抄录了鲁迅为《生死场》所做序言的第二段，又复述了胡风的主要观点，总共也就数百字。第二次是在第十三章“战争与小说”之第五节“经历与回忆”中，于端木蕻良、骆宾基之后，谈到了萧红。这一次，简略地介绍了《马伯乐》、短篇集《旷野的呼唤》后，便转向对《呼兰河传》的评说。而在评说《呼兰河传》时，王瑶主要借助了茅盾1946年所作的序言这部作品，王瑶的肯定是非常谨慎的，或者说，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次评说萧红，王瑶以这样的话结束：“一九四二年她因病逝世于香港，对于这样一个可以有成就的作家而终于中途停了下来，是很值得惋惜的。” 2 “可以有成就”五个字，耐人寻味。这意味着，在王瑶看来，萧红是“尚未”有成就的，萧红已有的作品是算不得真正的成就的。

唐弢主编上册、唐弢与严家炎主编下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在上册第二分册，评介了萧红。这是在全书第十一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之第二节“叶紫和‘左联’后期的新人新作”中，于叶紫、丘东平、吴组缃、罗淑、萧军之后，说到萧红的。萧红之后，单独评介的作家只有端木蕻良。也就是说，在这一节中，萧红是倒数第二个单独评介的“新人”。这样的排序，本身就显示了某种评价。在评介萧红时，主要谈论了《生死场》，也只是复述了鲁迅和胡风的部分观点。对萧红的其他作品，也顺便做了十分简略的介绍。评说《呼兰河传》的，则是这样的一句话：“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呼兰河传》，在过去生活的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于旧世界的愤怒，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孤寂的情怀。” 3 这自然也是在复述茅盾的观点。

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萧红在人们眼里是这样一个作家：富有文学才华但却过早离世、留下了一些独特但却并不很成熟的作品。萧红的大红大紫，萧红的成为“伟大作家”，与女性主义在80年代进入中国并被用于文学批评和研究有直接的关系。不妨说，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入中国，才使萧红从一个在文学史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一跃而成为一个大作家的。孟悦、戴锦华合著的那本《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在这方面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浮出历史地表》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孟悦、戴锦华两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女士在80年代一接触女性主义理论便被深深吸引，她们如大梦初醒，她们如醍醐灌顶。于是，用女性主义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上的女性作家，便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在《浮出历史地表》中，两位女士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丁玲、白薇、萧红、张爱玲、苏青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做了颇富有新意的解读。理论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一种理论视野中的缺陷，在另一种理论视野中会成为优点。

同样，一种理论视野中的优点，在另一种理论视野中，也可能成为缺陷。孟悦、戴锦华在用女性主义眼光打量萧红时，被鲁迅、胡风认为是萧红缺陷的地方，甚至都成了特别好的地方。孟、戴两位女士这样评说《生死场》：“首先，《生死场》着重写出了30年代人们已不太注意的历史惰性。全书没有以人物为中心的情节，甚至也没有面目清晰的人物，这一直被认为是艺术缺陷的构思反倒暗喻了一个非人的隐秘的主人公。它隐藏在芸芸众生的生命现象之下。在这片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乡村土地上，死和生育同样地频繁，显示了生命——群体生命目的的匮乏与群体生育(命)频繁繁衍的对立。” 4 孟、戴两位女士以女性主义的理论阐释《生死场》中的“女性身体”、“女性苦难”。在这种理论眼光下，《生死场》中被鲁迅、胡风、王瑶、唐弢、严家炎等人认为是艺术缺陷的地方，也成了特别高明之处。在两位女士看来，《生死场》中没有以人物为中心的情节，没有面目清晰的人物形象，并非因为萧红力有未逮，并非因为萧红实际上做不到这一步，而是一种刻意的“构思”，是一种精心的选择。

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衡鉴下，《生死场》成了一部为女性鸣不平的小说。孟、戴两位女士说：“《生死场》的主题是通过生与死的一系列意象连缀成的。其中生育行为——妊娠、临盆——这些女性经验中独有的事件构成了群体生命现象的基本支架。在萧红笔下，这些事件是有特殊解释的。” 5 孟、戴两位女士特别看重《生死场》中传达的“女性经验”，而生孩子无疑是“女性经验”中最“女性”的部分。孟、戴强调，在《生死场》中，妊娠、临盆这种活动，对于女性来说，是纯粹的苦难，是完全的无奈。这是男性强加于女性的行为。在这一苦难过程中，女性感受不到任何意义、价值。两位女士说：“女性的经验成为萧红洞视乡土生活和乡土历史本质的起点，也构成了她想像的方式，当萧红把女性生育视为一场无谓的苦难时，她已经在运用一种同女性经验密切相关的想像——象喻、隐喻及明喻。” 6 两位女士把萧红个人作为女性的苦难与《生死场》中对“女性经验”的传达联系起来，强调正因为萧红作为一个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负屈衔冤，才能在《生死场》中以那种很特别的方式为女性喊冤叫屈。胡风曾指出《生死场》的“语法句法太特别”。胡风认为这与作者想要“表现新鲜意境”有关。所谓“新鲜意境”，换成孟悦、戴锦华的语言，就是“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孟、戴两位女士所极力强调、反复申说的，其实是胡风早已点明过的，她们只是接着胡风的话头说。胡风指出《生死场》“语法句法太特别”的另一种原因，是方言的运用。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修辞的锤炼不够”，也就是语言上的功力不够。在胡风看来，《生死场》语法句法上的“太特别”，是一种缺陷。而孟、戴两位女士则认为，想要表达新鲜的女性经验，是《生死场》中语法句法“太特别”的全部原因；这种“太特别”非但不是艺术缺陷，相反，倒是特别值得称道的艺术创新。于是，她们对《生死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或许正因此，这种小说写法与当时主流小说相比才显得处于边缘、不成熟或不入流，但也正多亏有这样一种通道和窗口，有这样一种叙述描写方式，《生死场》的内蕴才如此力透纸背，我们才在《生死场》中看到发自女性的这样丰富的、尖锐、深刻的历史的诘问和审判，以及那对历史的及乡土大众的独特估计。” 7 这番话虽然语法句法上也颇有问题，但对《生死场》的几乎是无条件的赞美，却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