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早期在小说翻译和拟作方面的尝试

　　社会环境与周作人早期的小说翻译和拟作清政府在遭到列强入侵、戊戌变法、义和团等一系列事件冲击之后，被迫于1901 年1 月参照他国某些做法，调整现有政策，史称“新政”。周作人于同年秋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4 年开始发表翻译小说和拟作小说。其中的影响因素，可见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小说(包括翻译小说)拥有更广泛、身份更多元化的读者群。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系统排斥小说，将小说“向所视为鸩毒，悬为厉禁，不许青年子弟，稍一涉猎者也。”(东海觉我，1907。本文自1920 年前出版的书刊上摘录的引文，其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因此，在旧时的文人当中，有仅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而不读小说者，这部分文人有时被称为“君子”；也有在阅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之外还阅读小说者，这部分文人有时被称为“才子”(曹聚仁，2011: 334)。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者数量减少，后者数量增多。

　　周作人早期在小说翻译和拟作方面的尝试

　　周作人的祖父本是翰林，却不阻止后辈阅读小说。也正是由于广泛阅读白话和文言小说等书籍，周作人学会了白话和文言，并从中体会到人生与文学的关系(周作人，1933: 12-15)。 而且，随着汉译外国小说的出现，阅读小说的“才子”官员也增多了。林纾的同乡郑孝胥身为高官，在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 年1 月4 日)的日记中写道：“阅林琴南文及所译《马克小传》(即《茶花女遗事》——引者注)。”(清华大学历史系，1998: 1288)

　　其次，水师学堂的教学情况和小说的商业价值直接促成周作人尝试小说翻译。在清末，人们意识到学习西文是西学的门径：“西学为室，西文为门，不得其门，不能入其室也。”(杨选青，1937:569)这影响到水师学堂的教学安排。尽管周作人入读该学堂后才开始学习英文，这里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却悉用英文讲授，驾驶、管轮两门专业课则分别由两位英国海军的尉官讲授。然而，周作人不满意这里的英语教学质量，抱怨英语教师不教学生大量阅读英文书，并认为他们的教学颇为“麻胡”(周作人，2002a: 108-109，126)。他因此认为，翻译小说既能卖稿、补贴己用，还能提高英语读写程度。

　　周作人在课余从事小说汉译和拟作的主要原因，却在于他对旧式小说的厌倦，而域外小说则让他感到特别有趣。周作人迷恋林译小说，认为“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周作人，2002b: 259)。他觉得林纾“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的办法非常正当，便竭力的学他。”(周作人，2002c: 121) 周作人于是找来伦敦纽恩士(Newnes)公司发行的插图本《天方夜谈》，选择其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用文言译就并移名《侠女奴》发表。

　　再次，“新政”实施后的社会思想与政治形势对于周作人从事小说翻译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翻译小说对于因无需交学费而先后入读水师学堂的周氏兄弟而言，既是获得收入的办法，也是发表言论的渠道；另一方面，清政府在施行“新政”前后，固然采取了与1867 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所类似的一些策略，如改良教育、开办专门学校、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发展实业等，但仍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政策，包括对学堂学生实行思想管制，如严禁在国内学堂就读的学生购阅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所编印的《浙江潮》等杂志，不准抄印非学习必需书籍，不准购阅和寄售境外出版的报章，否则即“驱逐出堂，并加以惩治”；学堂委员若不事先阻止，则“一律记过撤差”。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十二月初十举行新政上谕，其中要求各学堂学生不准“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中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戈公振，1928: 170-171)。因此，周作人发表习作时只好署假名。发表作品而署假名的作者，一般是业余爱好者、缺乏经验的专业人士或因某种原因而不便署真名者(Genette，2001: 46)，周作人发表译作和拟作署假名便出于类似原因，且均署女性化名字。《侠女奴》发表最早，译者署名“萍云女士”；《好花枝》系创作短篇小说，作者署名“萍云”；《女猎人》系拟作(假造)短篇小说，作者署名“会稽萍云女士”。署女性化名字的主意出自《女子世界》主编、《小说林》编辑丁初我。这样做可能与《女子世界》杂志社的意图有关。自清末西学和“新政”开始，社会较以往更加重视女性教育，呼吁提高女性地位。1905 年《女子世界》第1 号刊登文章，呼吁社会抛弃陈腐观念，“以欢迎赞美待女界”变革言论(安如，1905)。该期杂志的封面画，表现的是一位中国女子，立在台柱上，身后是洋楼，手中挥舞着一副红、白、蓝三色旗帜。显然，杂志社借此传递了如下信息：中国女子应以法国大革命精神担负起解放自己和社会的责任。

　　《女猎人》便以隐喻式标题与上述思想契合。该短篇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多次携女性伙伴狩猎，渴望出征猎捕雄狮。其叙述评论清晰表露出女权主义思想：“跨马长征，意气激发。回想二十年前事，已如隔世。斯时，几不知世间女子，有幽囚绣闼、断送生涯于春月秋花之苦事。”参照该信息，周作人在正文前的“约言”里，先是交待故事为拟作，且当中的描写会因自己未曾亲身经历而有错讹：“是篇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惟所引景物，随手取扱。且猎兽之景，未曾亲历，所言自知未能略似。”然后强调拟作的目的是：“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聊且快意耳。”(萍云女士，1905)

　　《好花枝》叙述闺中少女欲在花草秀美时节出游，却因天气等原因而不能成行。这篇同样具有隐喻主题的作品，牵强地表达出女权主义信息。作者虽未说明该篇究竟属于创作还是属于拟作(假造)，实际也有拟作成分。而且，作者既然署女性化名字，便以女性身份发表评论：

　　萍云氏曰：五浊恶世！何处是人间世？落花返枝之世界，吾惟于梦中或得见之，然吾恐无此梦福。吾惟歌以自遣，歌曰：

　　Gathering clouds to the Moon; Storm and rain totheflowers:Some how this World of Woe never is Just as welike。

　　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欢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萍云，1905)

　　根据引文中的英文诗判断，周作人很可能阅读过用英文撰写或者英日语对照的介绍日本谚语的书籍，因为该诗就是日语里的“Tsuki ni murakumo,hana nikaze。”(“To the moon, gatheringclouds; toflowers, the wind。”)相当于英语谚语“Change offortune is thelot of life。”意为“好景不长”(Buchanan，1965: 171)。不难看出，在没有适当故事情节铺垫的情况下，这样的评论蔽于突兀，再引入外文，更显得做作和咈戾。

　　周作人在拟作方面的尝试，既说明他是以赏玩之心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也说明他在悄悄探索新的题材和小说语言。周作人后来对于他的拟作只字不提，表明他可能意识到初期尝试的失败，但尝试本身难能可贵。至少就所反映的女性主题而言，鸳鸯蝴蝶等派小说译者与他不可同日而语(参见欧文，1913) 。夏志清认为，留日的周作人“对若干西方思想主流的反应，比一般留学欧美的人还要敏锐。”(1979: 52)以上分析表明，周作人的敏锐和激进，早在水师学堂读书期间就已表现出来。……

　　(《中 国 翻 译》，方开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