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论文：《鲁迅：文化气质的迥异》(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xun’s Unique Tempera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其中的主要观点认为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而且是气质迥异、特立独行的代表。这个思想资源来自拉美作家博尔赫斯，因为他说过，真正代表一个国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 　　这几句话，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中说的。此书上世纪80年代曾在大陆行销。 　　刘西渭即李健吾，是他写文学批评

　　集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等多种头衔于一身的李健吾，也与他同时代的众多著名同仁一样，千里之行的第一步，都是从新文学期刊迈出，因而与新文学期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上)》正文收录1033种期刊，李健吾至少是其中3种的主编之一，是其中30余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 　　先说李健吾参与主编的期刊。以《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上)》为据，

　　长期以来，周立波无论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还是在学术界，其文学地位被大大地低估了。曾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中肯的评价，如蒋静就在《周立波简论》中将周立波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与一系列著名作家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周立波是中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文学家。”周立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始的社会主义文学阶段中排列在第一位的作家，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和价值的作家。但这样的学术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

　　1958年1月《青春之歌》出版以后，引起轰动，据说初版竟有94万册！但是刚刚经历过反右运动的评论界对小说反映、评论不一，莫衷一是，有的文章说它是“一部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有的评论文章以绝对的党性净化和极端的阶级立场质疑了《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认为这个人物的阶级意识存在严重问题，以及这个人物形象还存在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这其中以郭开的评论为代表，他在1959年第2

　　1934年4月，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杂志《人间世》创刊，林语堂亲自写就的发刊词，堪称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文献：“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创作小说，即有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扶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小品文已成功之人，或可益加兴趣，多所写作，即未知名之人，亦可因此发见。盖文人作文，每等还债，不催不还，不邀不作

　　我初次听说鲁迅是在60年前。那是1953年，我刚开始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汉学与远东历史。但是鲁迅在捷克等国家为人所知应该更早一些，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之前，因为1937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1906-1980)出版了他翻译的鲁迅的《呐喊》，并撰写了后记《鲁迅及其作品》。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兴趣。我是在奥古斯丁·帕拉特 (1923-)教授的劝说下才致力于汉学的学习的，帕

　　鲁迅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作家。 　　1925年6月16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刊登了鲁迅作品的第一位俄文翻译者王希礼给中国翻译家、鲁迅的亲密朋友曹靖华的信《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对于〈呐喊〉的观察》，信中说他“从前在俄国大学所研究的中国文学，差不多都是古文，描写什么贵族的特殊阶级的生活，对于民众毫没有一点关系”；“读了以后，对于中国的国民生活及社会的心灵，还是一点不知道！”“现在在中国的新

　　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创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总是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剐刊》，以及20世纪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报 ·自由谈》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它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鲁迅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曾到过西北，准确说是仅仅到过西安讲学。但孔子西行不到秦，鲁迅西行已到秦，已经很不容易了。而鲁迅的两位东北籍的年轻朋友或学生“二萧”，则都到过西北，尤其是两次到过革命圣地延安的萧军于民国时期还到过甘肃兰州，那是接近敦煌的一个西部重要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到过遥远的新疆。总的看，作为著名的“流浪型”作家，“二萧”都到过西北确是基本的史实，值得我们关注。 　　总的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