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曾是一度湮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通俗小说大师，也是被老舍称为“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既是接续传统的章回小说大家，又是“戴着镣铐”努力跳出新舞姿的勤奋实践者；不仅是小说风靡全国、堪称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还是纵横报界数十载、“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闻记者。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创作身份、写作路径以及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张恨水在一生的创作生涯里，始终伴随着新旧之交的坚守与融合。 　　“恨水”

　　九叶诗人穆旦既是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诗歌翻译家。穆旦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抗战时期和“文革”之后，而这两个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饱受苦难的历史时期。民族的苦难成为穆旦诗歌的抒写对象，穆旦成为民族苦难的亲历者与表现者。 　　穆旦原名查良铮，1934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写作，并开始用“穆旦”作为笔名在《南开高中生》上发表作品，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大约是2003年10月，时任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得到消息：即将举行的上海秋拍会上有两件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相关的拍品，一是“文协”成立大会的完整照片(平常见到的照片版本都已经过剪辑)，一是当年“文协”向生活困难作家发放救济款的账目存根。舒乙先生很想为文学馆拿到这两件文物，因而派笔者随同征集室主任刘屏同志一起去上海。在上海我们见到了北京老舍故居的工作人员，他们此行之目的与我们一样。于是大

　　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极富传奇色彩的内容，曲波的代表作《林海雪原》自问世以后，经历了多次的改编，体裁涉及小说、话剧、电影、戏曲、样板戏、电视剧等，主人公和故事的框架结构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事所承载的功能从一个指战员对于战友的缅怀逐渐升级到确立工农革命者的历史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成为众所周知的“红色经典”；尔后随着消费主义的泛滥，又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成为提供快感、产生利润的文化产品。《林海

　　孙犁是我少年时代心仪的作家。 　　当年我姐从长垣县银行单位的小图书室，为我借过几本书，有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祖父的故事》，其中有一本《白洋淀纪事》，我看得入迷，县里书店又买不到，兴致一来，干脆盖上自己的一方藏书章，不还了。 　　那图书室的室长兼信贷股长，大度，也没把这本冷淡的书当做重要项目，这样，一方白洋淀就划归我管辖了。 　　受其感染，总想把自己的作品里面也加入露珠和弥漫的水气。 　　

　　沉钟社除了先后创办《沉钟》周刊、《沉钟》半月刊之外，还出版过沉钟丛刊。该丛刊涵盖小说(短篇、长篇)、诗歌、散文、戏剧、翻译等诸种文体，包括陈炜谟的小说集《炉边》、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杨晦的《悲多汶传》(今译《贝多芬传》)、陈翔鹤的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杨晦的《除夕及其他》、冯至的诗集《北游及其他》、郝荫潭的《逸如》共7种。前4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后3种由沉钟社出版。可以说，无论其封面设计、

　　老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素以刻画新、老北京著称，京味十足。然而，老舍并不仅仅是民族性的作家，他的创作受到外国文学和作家，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另外他的作品也在国外得到认可，并被大量翻译，受到喜爱，曾形成过热潮。 　　可以说，老舍是伦敦造就的作家。1923年老舍在南开中学任教时，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但老舍并不认为这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除了在学校里练习作文作诗，直到我发表《老张的哲学》

　　2012年11月22—23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举办了“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尼采第一次出现在中文的出版物是1902年，也就是说，2012年是尼采的名字进入中国文化圈的110周年。南洋理工大学重视文化传播交流的研究，以“新丝绸之路”研究为大学的四大支柱之一。“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所以得到支持，并非偶然。 　　这次研讨会的与会者，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先引入“典型”这一文学理论概念的是鲁迅。鲁迅1921年4月15日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就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概念。从此，恩格斯有关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典型思考开始逐渐被我国文学界介绍进来并产生重大影响。1935年5月，胡风为答文学社问而写的《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发表在《文学百题上，胡风主要以阿Q为例，谈到了文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1936年1月

　　红学的要务在回答“如何看《红楼梦》”尽管周作人说“关于这书谈的人太多了，多谈不但没用，而且也近于无聊”，然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说“《红楼梦》自然也不得不一谈”②。周作人没有多少专文系统地谈《红楼梦》，其红学观是细细碎碎拉拉杂杂，散见于不同主题的文章甚至是诗歌里，绵延于1918 年到1951 年数十年间他的各个人生段落里。而其理论依据始终是“人的文学”。周作人的红学观在红学史上当有一席之地，然而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