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地打着回旋” 　　1974年7月中，我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创作办公室评论组，被安排去写所谓“儒法斗争”的文章。到1974年底，报上登出来的文章共有20篇。文化组创办想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让我询问人文社是否有意接受这一任务。为此，我和文井同志作了一次长谈，他问，我答。 　　“你对所谓‘评法批儒’怎么看？” 　　“照我的理解，‘评法批儒’是政治上‘批孔’的延续，由政治延展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李健吾确乎是个天才、全才。一个生命能在多维向度下呈现如此风姿卓绝的功业，那该是一个何等的心灵变奏！ 　　丧父：顶天立地沧桑里 　　丧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美丽的痛。辗转于当铺和药店的幼年鲁迅，“为爱我者屈”的胡适，母子相依的老舍，父亲“形存实亡”的曹禺、张爱玲……父性的缺失，使这些生命过早的承担起不该有的世态炎凉，也恰恰正是如此的人情练达，促成了他们心灵丰富的痛。 　　李

　　徐霞村，原名徐元渡，曾用笔名方原，为新感觉派重要作家、翻译家。主要译著有：《菊子夫人》《洗澡》《法国现代小说选》《六个寻找作家的剧中人》《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与戴望舒合译)、《意大利小说选》《西班牙小说选》《皮兰德娄戏曲集》《西班牙小景》(与戴望舒合译)。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鲁滨逊漂流记》(以下简称“徐译本”)。该译著自1937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一直深受业界和读者好评。徐氏也借此一举

　　1997年初，我在广东省文联理论部工作，办《广东文艺界》杂志。我的同事胡先生，之前是欧阳山老人的秘书，我常和他讨论欧阳老的作品，但他个性内敛，话不多，每次讨论都无法展开；向他打听老人的情况，他更是缄口不语。那时候，欧阳山是广东省文联的名誉主席，曾经在1994年5月23日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52周年纪念日，以86岁高龄当选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会长，并主持了 “主旋律与多样化”座谈会。 　

　　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从来就不是单一推进的过程，它既与政治意识、经济发展、文化思潮等宏大意义上的外部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和图书出版、读者构成、期刊生态等微观意义上的文学因素密不可分。但是，如果单从作品而言，湖畔诗人的诗作很难被纳入“文学经典”谱系内，其绝大部分诗歌不具备在“原典意义”上被阐释出更多价值的可能性。这样说，不是说湖畔诗人的诗作不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而是说这些诗作不具有经典所

　　柳青是“十七年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业史》是当代文学不能绕过的重要小说作品。当我们以中国西部文学的视野凝视柳青时，自可见到他与中国西部文学深刻的相属关系，他的文学事业在西部大地孕生，他以文学方式书写了中国西部。 　　首先，作为西部之子，柳青是西部生活的亲历者。 　　柳青于1916年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在他62年的人生历程中，除5年多的时间之外，他的学习、工作、生活都在陕西。他在陕西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社会各界加速了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研究，海外“新汉学”蓬勃兴起。英国对整个中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和发展，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鲁迅的形象与知识传播在英国的这新一轮的“中国热”中得到拓展与加速。 　　英国学术界在鲁迅译介的近期发展的主要标志是2009年英国企鹅

　　凡熟悉我的朋友，都说我是“吃鲁迅饭”的人。 　　也好，我很乐意接受这个雅号。因为，能“吃定鲁迅饭”，又能为鲁迅工作，无疑是光荣的。 　　早在读小学五六年级时，语文老师就给我讲鲁迅“踢鬼”的故事，并借《鲁迅作品选集》让我硬啃。因而，我幼小的心灵就慢慢竖起鲁迅的形象，觉得“迅哥儿”真可爱可敬。于是，中小学时代，我读了鲁迅的小说、杂文，并做了许多读书笔记。读大二时，张向天的《鲁迅旧诗笺注》出版，引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戴望舒是一个很重要的诗人。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体式不宏、题材不广，但在中国新诗史上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对戴望舒诗歌的研究不断丰富，戴诗的艺术魅力不断得到旨定。余光中先生说戴诗“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旁采法国象征派的残芬，不但领袖当时的象征派作者，抑且遥启现代派诗风。”他诗歌的观念和创作的发展经历过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差异的阶段，他既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又是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严文井。导师是讲习所为各个学员指定的，都是国内的名作家，我觉得自己真是时来运转了。 　　当时，我写了一部名叫《生活的路》的长篇习作，给自己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书稿完成于1977年，小说的整个基调和那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悟，跟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调子格格不入。稿子在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之间辗转、退回，最后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先肯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