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他以深厚的秦地文化为依托，用充满人文关怀的笔墨抒写了大时代中秦地农民的生活命运、物质欲求与中国梦想，先后创作了《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等重要作品。他扎根土地，创造、复活、重构了具有生活底蕴的秦地风俗文化、再现了秦地民间艺术，提炼了秦地方言，把宏大的创作意图融入日常生活叙事氛围之中，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 　　一 　　民俗是民间生活文

　　伟大的中国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已经从中国大地走出来，成为了受人尊崇的、世界性的大文豪。在越南，鲁迅也被视为一位最杰出的中国作家，受到越南读者的热烈欢迎。迄今，鲁迅的全部作品都被翻译成了越南语；同时也有许多规模不同的越南研究者从事对鲁迅的研究项目。 　　偏重于社会性、阶级性的研究阶段 　　1945年越南革命成功之前，鲁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由邓台梅撰写的《鲁迅 ——身世与文艺》。在此著中

　　从1996年发表解读《阿Q正传》的那篇1.6万字的论文习作《文化断带上的游魂》算起，到今年秋天，我涉足鲁迅研究整整17年了。这已接近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白话文学写作生涯的全部时长。但在了解、认识和研究鲁迅方面，过去这17年，对我来说，至多只是经历了登堂入室前后的几步胡乱摸索。 　　与许多前辈一样，我最初闯进鲁迅研究领域，不仅偶然，而且懵懂，与其说是出于自己的觉悟，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模仿和追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版的几种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萧红的肯定都是很有分寸的，都并没有把萧红说成是一个十分出类拔萃、极其卓异优秀的作家。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初，1982年修订重版。我手头有修订重版本。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王瑶两次谈到了萧红。第一次是在第八章“多样的小说”之第六节“东北作家群”中，于萧军之后，谈论了萧红。这一次主要评说《生死场》。王瑶抄录

“激烈地打着回旋” 　　1974年7月中，我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创作办公室评论组，被安排去写所谓“儒法斗争”的文章。到1974年底，报上登出来的文章共有20篇。文化组创办想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让我询问人文社是否有意接受这一任务。为此，我和文井同志作了一次长谈，他问，我答。 　　“你对所谓‘评法批儒’怎么看？” 　　“照我的理解，‘评法批儒’是政治上‘批孔’的延续，由政治延展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李健吾确乎是个天才、全才。一个生命能在多维向度下呈现如此风姿卓绝的功业，那该是一个何等的心灵变奏！ 　　丧父：顶天立地沧桑里 　　丧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美丽的痛。辗转于当铺和药店的幼年鲁迅，“为爱我者屈”的胡适，母子相依的老舍，父亲“形存实亡”的曹禺、张爱玲……父性的缺失，使这些生命过早的承担起不该有的世态炎凉，也恰恰正是如此的人情练达，促成了他们心灵丰富的痛。 　　李

　　徐霞村，原名徐元渡，曾用笔名方原，为新感觉派重要作家、翻译家。主要译著有：《菊子夫人》《洗澡》《法国现代小说选》《六个寻找作家的剧中人》《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与戴望舒合译)、《意大利小说选》《西班牙小说选》《皮兰德娄戏曲集》《西班牙小景》(与戴望舒合译)。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鲁滨逊漂流记》(以下简称“徐译本”)。该译著自1937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一直深受业界和读者好评。徐氏也借此一举

　　1997年初，我在广东省文联理论部工作，办《广东文艺界》杂志。我的同事胡先生，之前是欧阳山老人的秘书，我常和他讨论欧阳老的作品，但他个性内敛，话不多，每次讨论都无法展开；向他打听老人的情况，他更是缄口不语。那时候，欧阳山是广东省文联的名誉主席，曾经在1994年5月23日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52周年纪念日，以86岁高龄当选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会长，并主持了 “主旋律与多样化”座谈会。 　

　　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从来就不是单一推进的过程，它既与政治意识、经济发展、文化思潮等宏大意义上的外部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和图书出版、读者构成、期刊生态等微观意义上的文学因素密不可分。但是，如果单从作品而言，湖畔诗人的诗作很难被纳入“文学经典”谱系内，其绝大部分诗歌不具备在“原典意义”上被阐释出更多价值的可能性。这样说，不是说湖畔诗人的诗作不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而是说这些诗作不具有经典所

　　柳青是“十七年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业史》是当代文学不能绕过的重要小说作品。当我们以中国西部文学的视野凝视柳青时，自可见到他与中国西部文学深刻的相属关系，他的文学事业在西部大地孕生，他以文学方式书写了中国西部。 　　首先，作为西部之子，柳青是西部生活的亲历者。 　　柳青于1916年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在他62年的人生历程中，除5年多的时间之外，他的学习、工作、生活都在陕西。他在陕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