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问题，是鲁迅研究的学术疑难之一。长期以来，一些论者竭力排除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将其拒之于文学殿堂之外，从而贬低了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很多鲁迅研究家一直都在殚精竭虑、苦心解疑，努力从“文艺性的论文”、“理论的形象化”、“理趣”、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社会相”类型形象、“情、理、趣的融合”、情感态度、艺术特质、艺术构思等多种角度阐释和概括鲁迅杂文的文学属

　　不久前，冯至先生的女儿冯姚平大姐发来一张老照片，是冯先生1947年左右与几位朋友的合影，她请我帮忙辨认。经大家确认，照片左起依次为：沈从文、杨振声、格温(萧乾当时的英国妻子)、冯至、萧乾。 　　这张合影应与著名的《新路》杂志筹办有关。《新路》杂志由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创办，当时被认为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名刊物。萧乾于1946年从英国回国，在上海担任《大公报》社论委员会成员

　　严文井同志是我的第一任领导人。我1956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那时刊物的主编就是严文井同志。他的主要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主编为兼任，具体的编务由副主编秦兆阳担当。而办刊宗旨，则由严文井同志遵照中央当时倡导的“双百”方针贯彻执行。那时刊物面貌，也反映着严文井同志的文学理念。 　　严文井同志任主编期间，《人民文学》上新人辈出，佳作连篇，发表了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孙犁的

　　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京派文学，作为乡土中国的牧歌版，构成了故园叙事的反现代性镜像。废名、沈从文笔下的竹林、桃园和湘西，呈现的是美学意义上的田园，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农业生产，宗族律法，地缘与血缘，人与土地，基层政权形式等等，大都被淡化，凸显的是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美好人性，是情绪、情感和情怀，是生死超然的宁静诗心，是风花雪月的恬淡诗情，是古典美学的隽永诗境。 　　现代乡土文学，有浪漫主义和现实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东北作家萧军、萧红与鲁迅的一段文学交往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萧军、萧红由于鲁迅的倾力帮助、提携、推荐、褒奖而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三四十年代的重要作家。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对边缘化的东北地域文学的一次空前的重大影响，是新文学活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拓展，是东北文学以自己的姿态汇入新文学主流的一次重大行动，也是东北文学对新文学的重要贡献。鲁迅对“二萧”的竭诚相助显然有

诗化散文的出现 　　杨朔的散文创作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火热的战斗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则有不少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通讯特写，这些散文多为客观叙述的“实录”，报道性较强，反响一般。真正引起文坛瞩目的是他的一批立足审美的“诗化”散文的出现，以1956年《香山红叶》的发表为标志，接着有《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名篇问世，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探究杨朔散文创作转型的原

　　汪曾祺在《蒲桥集·自序》中追溯现代文学发轫期的散文创作时说道：“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更为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五四’以后，散文是兴旺的。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他认为，五四以后的散文大致可以归为沉郁和冲淡两支，其代表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

　　柳青在《创业史》开篇的“题叙”里，花了不少笔墨来叙写1929年陕西的那次可怕至极的干旱(《陕西省志》记载有88个县大旱，受灾人口650万，死亡250多万)，描写梁三怎样在逃难的人群里找到了快要饿死的一对母子，从而有了自己的婆姨和继子，一起挣扎着生存了下来，并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业”之路。从梁三到成长起来的梁生宝身上，长期“潜伏”农村的柳青看到了中国农民对创业的持续追求及其引起的各种纷争。由

　　与周作人的回想“(豫才)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1936年《关于鲁迅之二》)所阐述的不同，实际上鲁迅和日本现代文学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最近的拙稿《鲁迅和佐藤春夫—以散文诗集〈野草〉为中心》(2013年，《东方学126辑》)着眼于大木雄三(日本作家，1895-1963)的短篇《大地的呻吟》(刊载于1919年11月《中央文学》)，它的开头和结尾如下： 　　原来是一个梦。此前一直为那紧张透顶的事

　　在不同的村落，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文化，成为某种文化的人。当地球成为一个大村落，自然会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对话，并进而创造新的文化。而交往对话的前提是各种文化都能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 　　由此想到鲁迅的“至诚之声”。鲁迅曾愤慨旧中国的无声，希望中国有人能像摩罗诗人那样“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摩罗诗力说》)。鲁迅希望别人做的事情自己首先努力去做，于是以数百万字的著作发出“至诚之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