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毛泽东亲率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向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致电：“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明大义的磊落胸襟，促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万众一

　　1952年5月25日下午，柳青辞别《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此后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长安县乡村生活，从而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投入社会生活的劲头，看到了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艰难而义无反顾的历程，他决定以自己全部精力来描写中国农村所发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在长安14年，不仅他创作的著名《创业史》，而且他直面现实生活，书写时代大变革的写作精神，民族化形式的追求，以

　　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读过鲁迅的文章了。那是因为在日本初中的日语课本里有一篇竹内好翻译的《故乡》。上高中时我又看了一本竹内好翻译的岩波文库图书《呐喊》，加深了对鲁迅的理解。上大学以后，就自己花钱买了一套岩波书店出版的13卷的《鲁迅选集》(1964年改订版)。这是由竹内好、增田涉、冈崎俊夫及小野忍等编缉翻译的当时最有权威性的关于鲁迅作品的《选集》。他们都是从二战前就开始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活动的成

　　从文化传播或我的感受角度可以说：我与鲁迅有“三缘”。 　　首先是有“人生之缘”。因为人生体验的相近可以拉近心灵的距离。尽管有时代的变迁甚至是改朝换代的巨变，但苦难人生的体验大抵仍是相通的，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家道中衰”，令我对鲁迅有颇为深切的认同，那看透世态炎凉、世人面目的心境也似乎萦绕于心而难以摆脱。清末发生于周家台门的“家道中衰”，和“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家道中衰”固然有明显区别，比如

　　“从灵魂出发”的选择：抒情性和童心观照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新文学界，“五四”时期开拓者广泛直接地借鉴吸收外国小说营养的阶段已然过去，小说界的后起之秀更注重在借鉴基础上形成为本国读者接受的艺术性格和审美风貌。萧红的前期小说创作，以《生死场》为代表，和苏联“同路人作家”绥甫琳娜的《倔强的女人》 3 、《肥料》 4 等作品相比，都以炭画般的笔触，粗犷而真切地摹写转变期乡村生活实景，都以朴素

　　上世纪70年代，我去访问老作家严文井，他介绍完自己漫长的人生和写作生涯之后，诙谐地承认自己“是个60岁的男孩子”。这种坦然的自白，使人看到了一颗率真的童心在跳动，而恰恰是因为这可贵的童心，才使我们有了一位个性鲜明的童话作家，孩子们有了一位可亲而又可敬的艺术园丁。 　　1932年，当严文井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如果把这最初的文学活动也包括在内的话，他已经在文学创作这条崎岖的道路上

　　作为著名的文坛多面手，李健吾在戏剧、小说、散文创作、文学批评、翻译和法国文学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自成一格。 　　李健吾的文学生活是从戏剧开始的。他当时在北京寓居的解梁会馆，地近新开业的娱乐场所“新世界”。十余岁的少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里的文明戏。由文明戏的“摆渡”，他又跨进话剧——“一个真的，一个切近真实的人生”，又能满足他的“模仿本能”的“更好的东西”。父亲已经去世，没有人拿“封建帽子”限

　　在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这部著作的观念中，1948年是一个“天地玄黄”的年份，是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大决战的时刻。这一年国共两党的政治竞争胜负已几成定局，但国民党没有放弃最后的挣扎，其统治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深重，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情态不仅表现为经济的萧条、秩序的动荡，还深层次地作用于社会各阶层的心态。一般认为，诗人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心态更为敏感、观察视角

　　一 　　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个作家作品的阅读会各有取舍。就我的阅读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欧阳山作品，长篇小说是《三家巷》第一卷、《战果》和《高干大》，短篇小说则为《水棚里的清道夫》。这些作品描绘的就是最为真实的低层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是实实在在的普通百姓生活史。 　　文艺评论家蒋述卓教授曾将《三家巷》称为“广东的社会百科全书”，在特定的语境下，这样的评价确有其合理性。人们常常认为《三家巷》写的

　　从整体上看，湖畔诗人出版的诗集并不多，代表作主要有：《湖畔》(四人合集)、《春的歌集》(三人合集)、《过客》(魏金枝)、《苜蓿花》(谢旦如)、《蕙的风》(汪静之)、《寂寞的国》(汪静之)等，前四者共同组成“湖畔诗集”丛书系列。其中，魏金枝的《过客》因为经费不足而未能出版；谢旦如的《苜蓿花》为自费出版，印数不多，影响较小。这些诗集有的仅有初版本，比如《苜蓿花》《春的歌集》；有的不仅有初版本，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