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散文的出现 　　杨朔的散文创作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火热的战斗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则有不少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通讯特写，这些散文多为客观叙述的“实录”，报道性较强，反响一般。真正引起文坛瞩目的是他的一批立足审美的“诗化”散文的出现，以1956年《香山红叶》的发表为标志，接着有《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名篇问世，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探究杨朔散文创作转型的原

　　汪曾祺在《蒲桥集·自序》中追溯现代文学发轫期的散文创作时说道：“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更为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五四’以后，散文是兴旺的。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他认为，五四以后的散文大致可以归为沉郁和冲淡两支，其代表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

　　柳青在《创业史》开篇的“题叙”里，花了不少笔墨来叙写1929年陕西的那次可怕至极的干旱(《陕西省志》记载有88个县大旱，受灾人口650万，死亡250多万)，描写梁三怎样在逃难的人群里找到了快要饿死的一对母子，从而有了自己的婆姨和继子，一起挣扎着生存了下来，并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业”之路。从梁三到成长起来的梁生宝身上，长期“潜伏”农村的柳青看到了中国农民对创业的持续追求及其引起的各种纷争。由

　　与周作人的回想“(豫才)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1936年《关于鲁迅之二》)所阐述的不同，实际上鲁迅和日本现代文学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最近的拙稿《鲁迅和佐藤春夫—以散文诗集〈野草〉为中心》(2013年，《东方学126辑》)着眼于大木雄三(日本作家，1895-1963)的短篇《大地的呻吟》(刊载于1919年11月《中央文学》)，它的开头和结尾如下： 　　原来是一个梦。此前一直为那紧张透顶的事

　　在不同的村落，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文化，成为某种文化的人。当地球成为一个大村落，自然会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对话，并进而创造新的文化。而交往对话的前提是各种文化都能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 　　由此想到鲁迅的“至诚之声”。鲁迅曾愤慨旧中国的无声，希望中国有人能像摩罗诗人那样“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摩罗诗力说》)。鲁迅希望别人做的事情自己首先努力去做，于是以数百万字的著作发出“至诚之声”。近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1927年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1939年为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德语教授，1949年以后历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著有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历史小说《伍子胥》，《冯至选集》等。 　　每一个杰出的诗人，都会给他所属的语言带来新的感受力，且都会打下他的个人印记。但这些感受力、这些印记彼此是有细微差别的。例如穆旦的语言是爆炸性的，激进

　　我正在国外探亲，得悉严文井百年诞辰纪念会即将在京举行，情不自禁地想写点什么，以表达我对这位充满睿智、幽默的老领导的怀念、感激之情。 　　文井同志是久负盛名的儿童文学家、散文家，也是一位享誉文坛的编辑出版家、文学组织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有幸结识这位文学前辈，他是我跨进作协门槛后的第一个上级。1952年文艺整风后，中宣部为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指派文井同志到文协代理秘书长。他和邵荃麟、冯雪峰、

评价：荣辱毁誉数十年 　　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有两个共时对生而各具特色的重要流派，即以平津地区为中心的“京派”和以上海城市为舞台的“海派”，二者以其各自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京派”和“海派”初成规模即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批评家多将二者对照谈论。比如：“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曹聚仁《谈海派与京派的文章

　　曹辛之(1917—1995)，笔名杭约赫。他“善于以不同的语言风格处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展现出一幅幅生动壮丽的画面”，其作品既凝练简约，又细致深刻，自成一格，如讽刺诗《最后的演出》、政治抒情诗《复活的土地》等都曾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过辉煌的印迹。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作为诗人形象的杭约赫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很少，更多的是作为书籍装帧艺术家出现的曹辛之，其作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

　　之所以将端木蕻良定位于“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主要基于端木蕻良研究现状的考察。端木蕻良，1912年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鴜鹭树村，原名曹汉文，1928年在天津读中学时因仰慕诗人屈原而改名曹京平。1936年8月，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鴜鹭湖的忧郁》时署名端木蕻良并一直延续至今。端木蕻良是一位跨越现代、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一生著述颇丰且涉及面广，成就高且富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鴜鹭湖的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