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月，北平、天津相继陷落。随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以江朝宗为委员长的治安维持会。在国难声中，北平文化艺术界人士纷纷南迁，但作为文化界极具影响力的周作人没有出现在南下队伍中。不久，就传出他参加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丑闻。1939年1月，他收下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聘书。是的，他附逆了。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在此后几年

　　长期以来，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关系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受到众多人的关注，甚至为此还发生了不少激烈的论辩。研究者们各执一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为关键的是，作家本人对此问题在各个时期的说法也略有不同，这就更让人们争论不休。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吗？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吗？从有人开始提出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就存在不同的看法。 　　最早将“新感觉派”这顶帽子戴在施蛰存头上的是楼适夷，那是在2

　　我把鲁迅给《生死场》写下的序言作为理解问题的起点。尽管作为现实中的作家，萧红早逝非常不幸，但作为文学史上的作家，她终究也算是幸运。处女作一出版便得到同时代最重要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和推荐。《生死场》由鲁迅作序，胡风作“后记”，这在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罕见。鲁迅的评价：“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的评价：“这

　　《大河奔流》是李凖创作于“文革”后期的电影文学剧本。它以李麦一家的悲欢离合为主线，通过描绘黄泛区人民解放前后20多年的生活，展示了黄河及其子孙们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跌宕起伏的内容突现在“文革”后的寂寥文坛，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谢铁骊一看到“就被它深深吸引”，随即着手搬上银幕。荒废了近10年时光的老艺术家们争相参与，影片主创团队大腕云集：李凖编剧，谢铁骊、陈怀皑执导；张瑞芳、陈强、于是之

　　不论从文学史叙述角度，还是从文学本身角度、小说文体发展角度，浩然的小说创作特别是《艳阳天》都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独特存在。讲述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不讲“文革”十年；讲述“文革”文学，不能不讲作家浩然。在新时期文学阶段，浩然小说也显示了自己的特点，我以为也值得写上一笔，起码要“捎带”一笔。 　　茅盾说“文革”时期文艺园地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乃是愤激夸张之词。准确的说法，该是“八个样板戏，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至1936年4月解散。“左联”成立后，团结和组织自由派或中间派作家，积极培养青年作家，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向前发展。除了上海左联总部外，另外，在北京、武汉、广州、天津、保定及日本东京等地还存在着许多分支机构。它们与上海左联的关系虽然不是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相互配合、呼应，既各自独立地开展左翼文化、文学运动

　　鲁迅是“左联”的盟主，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及作用无人能替代。“左联”中的三派人——太阳社与创造社同仁、鲁迅及其追随者、少量中间派或同情革命的自由作家——能够聚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不是简单地因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仰和斗争需要而走在一起的，而是这个组织自身以文学的名义所展现出来的彰显弱者权利、反抗政府专制、预示新的未来所展现出来的强大感召力。这尤其对那些落魄的、流亡的、底层的青年作家具有巨大的吸引

　　从1989年8月至2008年10月，在这20年间，我曾经前后6次到台湾，而这6次都以学术交流为主要目的。还需要补充说明的，除2008年我最后一次到台湾发表的是有关林语堂的论文之外，其余5次都以宣传鲁迅为主要内容。我所说的“宣传”，是“说明”“讲解”的意思，“传播”、“传扬”的意思。 　　我到台湾宣传鲁迅有三个优势：一，我长期以鲁迅研究为职业；二，我在台湾有亲友，来去比一般大陆民众方便；三，此前

　　导演是实现戏剧演出任务的艺术创作者。而导演制是戏剧活动， 特别是排练和演出活动中，一切以导演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导演和导演制是同时产生、互为因果的。因为导演制度主要是由导演制定的， 而真正独立意义上的导演也只有在导演制基础上才能产生。在西方， 人们一般把德国的梅宁根公爵乔治二世(1826- 1914)视为戏剧史上的第一个导演。因为是他从1874 年起在自己组建的剧团里实行了严格的导演制度

　　□李摩诘 　　我的话剧《鲁迅》在《天涯》杂志今年第1期发表后，不少朋友看完吃惊地问：“你为什么这样写他？”的确，我的《鲁迅》不是预期之中的历史剧，也没有示人以耳熟能详的“斗士和导师”面目，而是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逝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那是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形象，我试图让他成为一面破碎的镜子，同时照照我们的历史和现在。他逝后的事怎么出现在意识里呢？是呀，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