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杂志《人间世》创刊，林语堂亲自写就的发刊词，堪称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文献：“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创作小说，即有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扶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小品文已成功之人，或可益加兴趣，多所写作，即未知名之人，亦可因此发见。盖文人作文，每等还债，不催不还，不邀不作

　　我初次听说鲁迅是在60年前。那是1953年，我刚开始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汉学与远东历史。但是鲁迅在捷克等国家为人所知应该更早一些，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之前，因为1937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1906-1980)出版了他翻译的鲁迅的《呐喊》，并撰写了后记《鲁迅及其作品》。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兴趣。我是在奥古斯丁·帕拉特 (1923-)教授的劝说下才致力于汉学的学习的，帕

　　鲁迅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作家。 　　1925年6月16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刊登了鲁迅作品的第一位俄文翻译者王希礼给中国翻译家、鲁迅的亲密朋友曹靖华的信《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对于〈呐喊〉的观察》，信中说他“从前在俄国大学所研究的中国文学，差不多都是古文，描写什么贵族的特殊阶级的生活，对于民众毫没有一点关系”；“读了以后，对于中国的国民生活及社会的心灵，还是一点不知道！”“现在在中国的新

　　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创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总是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剐刊》，以及20世纪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报 ·自由谈》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它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鲁迅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曾到过西北，准确说是仅仅到过西安讲学。但孔子西行不到秦，鲁迅西行已到秦，已经很不容易了。而鲁迅的两位东北籍的年轻朋友或学生“二萧”，则都到过西北，尤其是两次到过革命圣地延安的萧军于民国时期还到过甘肃兰州，那是接近敦煌的一个西部重要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到过遥远的新疆。总的看，作为著名的“流浪型”作家，“二萧”都到过西北确是基本的史实，值得我们关注。 　　总的看，“二

　　胡适的影响遍及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种思想和学术领域，就像《胡适杂忆》中所说，他在各种文化运动中就如同中药里的甘草，哪一剂都少不了。这个妙喻，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其实是在哪一剂药方中都不是主打药，而是调和众味、沟通诸品的引子。今日回首再看，胡适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个偶像，无论是学术领域开创白话文学、史学范式的“但开风气不为师”，还是在政治实践中对于自由与宽容的独立与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李健吾的名声，不全是靠了写评论文章，有一半是靠了他打过的大大小小的笔仗。 　　一说打笔仗，好些人会想到论敌，李健吾的笔仗，几乎全是在好朋友之间打起来的。他跟巴金之间的一场笔仗，就是个不大不小的例子。 　　1935年11月3日，李健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章评论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署的是他写评论文章专用的一个笔名——刘西渭。 　　这些年，巴金对

　　周立波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有70年，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可归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内。最早评论周立波作品的文字是1938年7月汉口《全民周刊》发表的罗之扬评周立波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的文章，文章指出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写出了“战斗与自由之中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评论界对周立波的研究集中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和《山乡巨变》以及他在同时期创作的一批短

　　杨沫和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家，两位女性作家的存在让壮阔而丰厚的20世纪文学史倍添光彩，她们女性写作者的身份为文坛带来别样的亮色和经验。《莎菲女士的日记》开创现代女性文学的先河，对女性苦闷内心的细腻展示引发了文坛持久的热议。《青春之歌》对知识女性林道静成长之路的描述清晰地展现了新一代女性艰难的成长蜕变历程，成为十七年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丁玲比杨沫年长10岁，虽然在生活中

　　中国现代文学馆内藏有冯骎捐赠的一批书信，内有14封出自陈学昭、李劼人、李金发、林语堂、石民、许钦文、章衣萍等7位《语丝》周刊重要撰稿人之手。 　　信都是写给史天行的。史天行(1905—1969)，浙江宁波人，字济行，笔名有史岩、齐涵之、齐衍、济涵、彳亍、大木、华严一丐等。 　　现代文坛上，史天行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1920年代因为给《语丝》投稿而与鲁迅先生发生联系，1930年代又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