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坛， 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 几乎无一不曾受到苏联文化/文学的影响。不论是茹志鹃、张洁、张贤亮、蒋子龙， 还是路遥、张承志、铁凝的作品， 我们都可以看出，苏联文化/文学不仅渗透在他们创作的风格、结构和人物性格中， 还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精神、文化心理。于王蒙而言， 这种影响显得尤为复杂和深刻。审视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 可以发现， 从“ 苏维埃文学” 的诞生， 到苏联文

　　在中国当代外语教师之林中， 有一位出类拨萃的人物。他就是教育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朱光潜。朱光潜( 1897􀀁 1986) 是安徽省桐城县人。桐城在清朝中叶孕育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 其殿军是晚清时代的古文家吴汝纶( 1840 -1903) , 桐城中学就是他创办的。朱光潜6岁起便在其父( 私塾教师) 指导下接受古典教育。15 岁入官办小学( 高小) , 逾半年升入桐城中学。当时的校长和国文教

　　在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母亲秀妮本是与爷爷相依为命的贫苦农家女，“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林伯唐亲自下乡来收租的时候，秀妮忽然被他发现了”。林伯唐不仅是湖南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还是“颇有名望的前清举人”、“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士’”，又兼教育家、实业家等多重身份，林道静生在这样的家庭理所当然地承袭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身份”。母亲的卑微出身又使林道静的阶级身份呈现出令人同情的双重性。她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这样说： 　　革命战争快要结束，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甚至反映抗日战争，是否已成为过去，不再需要了呢？不，时代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它已远远走在我们前头了，我们必须追上去。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的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现代派诗歌虽然没有占到诗歌主流的地位，但它却以自己独特的姿态与新诗主流三分天下，牢牢地占领了诗坛一席之地。随着新文学的发展进入第二个十年，现代派诗歌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民族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至此，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与民族传统相结合的融和创新阶段。 　　20世纪30年代，由于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一股悲观失

　　在现代中国戏剧史上，丁西林喜剧是一个意义独特的存在。一方面，人们认为现代中国喜剧的“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于丁西林”( 李健吾语)，其早期剧作风格独具、技巧成熟，乃是“五四时期喜剧创作的一座高峰”，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喜剧开拓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有论者以为丁氏剧作内容空虚、意义匮乏，“用漂亮的字句同漂亮的情节引起浅薄的趣味”，“供给人们赏玩，满足人们虚伪和卑劣的欲望。”这些褒贬不一的意见，在王瑶的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长篇历史小说中，写得最为厚重、扎实，艺术成就也最为杰出的，当推姚雪垠的多卷本历史小说《李自成》。这部大河小说在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上，悲剧艺术的运用上，长篇小说结构美学的探索上，都作出了贡献。七十年代末小说前两卷出版时，就曾引发过“《李自成》热”，各省市争相印刷，发行量达到240万套以上。当时已有作家赞誉《李自成》“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 　　五卷本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 赵树理是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出色成绩的作家。他的小说在读者中， 特别在广大农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和喜爱。由于他的影响和带动， 形成了一个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文学流派， 虽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仍经久不衰， 显示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赵树理是真正的人民的艺术家， 他熟悉农民， 热爱农民， 用自己的创作为他们服务。

　　在汪曾祺小说中，经常遇到叙述人突然跳出文本，直抒胸臆地表达对人物及其行为的褒贬的现象，这就是“说话人”的出现。《故乡人·钓鱼的先生》是一个典型例子。作品开始一直以局外的第三人称身份讲述主人公王淡人淡泊从容而又颇富情致的日常生活：他钓鱼是边钓边吃，吃“起水鲜”；他种瓢儿菜和扁豆，为的是和郑板桥“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对联配景；他施医舍药、急公好义……从叙述中，我们感觉到叙述人对王淡人

　　在论述浪漫主义文学时，有人把浪漫主义文学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我型”的，一类是“社会型”的。如果回顾一下从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出现以后这类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存在，我们应该承认，这一论述还是非常可信的。按照这样的观点来划分，端木的浪漫主义小说无疑是属于“社会型”的，这有他的小说语言来为佐证。 　　前面我们说过，在一般的浪漫主义作家那里，以诗意的语言来突出“自我”是他们的普遍特性，他们都经常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