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何其芳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学者何其芳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关于他在诗歌、散文创作上的成就，以及在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已有明确的定评。由于我有幸曾在他身边工作近六年，并担任他一段时间的秘书，现将当时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以表示对这位文学大家的深切怀念。

　　我和何其芳第一次见面，是在1956年国庆节前夕，地点在北京大学哲学楼内文学所所长办公室。何其芳问了简单的日常生活情况后告诉我，文研所已同意我来古代文学研究组搞元明清文学研究。当时高教部正委托他和北京大学游国恩、山东大学陆侃如组建一个高规格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委员会，邀请全国部分高校教授参加，具体运作由何其芳负责，办公地点也设在文学所。由于在档案中看到我在大学时曾担任年级的学生会主席，在农村也担任过基层干部，他征询我的意见，愿否一周内拿出三天时间，担任编委会秘书，帮他处理有关事务。我出于对其芳的一向敬仰，就一口答应下来，并很快在他的办公室放置了一张办公桌。从此这一年时间就经常和其芳相处，聆听他的教诲。

　　编委会组成后不久，准备在北京西郊宾馆开一次全委会，我写好通知后，送给其芳审阅，他看到我把三位召集人名字的顺序写成何其芳、陆侃如、游国恩，当即拿起笔，把他的名字勾到最后一个，并郑重地对我说，陆、游两位教授不仅年龄比他大，而且都是党外专家，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位，并让我以后注意。

　　当时何其芳办公室共有三位工作人员，其中有位同志专门负责其芳一般信件的处理，他当时正追求所内××研究组中的一位女同志，相处了大半年以后，遭到女方的冷遇。由于这位同志年龄偏大，性格有点特殊，思想上就有些消沉，对工作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我和他私交还不错，周六或星期天他总让我陪他去北大附近海淀镇上的小酒馆喝上二两，有时也发几句牢骚。这件事不知怎么让其芳知道了，他不仅未指责和批评，还在一次下班时，邀请我们二人在第二天(星期天)下午到他在北大燕东园41号的公寓去看看他的藏书，实际上是要和这位同志谈心。第二天下午我们如约而至，看完其芳同志丰富的藏书后，就在他的书房落座，在询问了我们的家庭、工作、生活等情况后，很自然就转到这位同志的恋爱问题上。虽然事隔多年详细内容已无法记起，但其芳那种开诚布公、推心置腹、诚恳热情的态度令我们很感动。两三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很快到了吃晚饭时间，其芳和夫人坚决挽留我们吃晚饭。吃些什么今天已无法说清，但有两点至今仍印象深刻：一是在吃饭前先喝了一碗丰盛而味美的汤，二是他拿出家乡四川的名酒款待我们。从此，这位同志的思想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我们以后也就不大去小酒馆喝酒了。

　　有一次，我们办公室接到南京××中学寄来的一封信，写信人说他高中很快要毕业，准备考大学，特别想购置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和学习用品，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较困难，实在拿不出这笔钱，由于平日对何其芳的敬仰，才贸然写信来请求何其芳给予帮助。第二天其芳来上班，看了这封信后对我们说，这封信态度恳切、文笔流畅，像是一位学习优秀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他要求如能给予帮助把钱寄到南京××中学××班××人，与信末落款人姓名相同，看来这应该是实地、实事、实人，而且他要求的数目不是很大，不像行骗，可以在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满足这位同学的要求。我们虽然这样做了，但还是把钱寄到××中学党支部，请他们转交给那位同学。不久就收到了南京××中学党支部和那位同学本人寄来的感谢信。当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这位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竟跑到哲学楼文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要见何其芳并当面感谢，恰巧当时其芳正在开会，就让我们转告他，一表示祝贺，二不要道谢，三今后努力学习，成为有用之材。这件事让我们很受教育。

　　当时文研所有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是供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何其芳专用的，因郑振铎所长还兼文化部副部长，且主要是在文化部办公，文化部给郑振铎配有专车，所里的这辆车就主要归何其芳使用。当时文研所办公是在北京大学哲学楼，1957年下半年又搬到中关村，有些公事经常要到城里去办，其芳也常去城里办事或开会，每次他进城，只要知道所内有同志要去城里，都主动邀请办事人坐他的专车一道去，我自己就多次被叫去与他一道坐车进城。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到高教部综合大学司开会或办事，只要其芳知道，一定要我坐他的车一道去，有几次还问我什么时候回所里，如果时间巧合，就让司机把车拐过来，带我一道回西郊。由于他的专车多次被所里多人搭乘过，所以大家都戏称其芳的专车是 “专车公坐”。

　　鉴于1959年至1961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党中央决定从古代典籍中选出一些古人不怕鬼的故事，交何其芳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一部分同志编出初稿。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从中选了一部分故事，印发到会同志。嗣后，又指示将编成的初稿精选充实，由何其芳撰写序文，公开出版。序文初稿完成后，毛泽东两次约见何其芳，并亲自修改序文。1961年1月24日序文定稿后，毛泽东又作了批示，要求在2月间出书，序文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准时出版(1978年和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两次重印，前后印数高达23.5万册；1999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扩充，改版横排发行)，在当时产生过巨大的政治影响，在今天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其芳当年曾及时向我们传达毛泽东主席对《不怕鬼的故事》原书及序文的指示和修改意见，在介绍毛泽东对序文中引述选自《子不语》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所写的批文时，特别解读了“光昌流丽”一词的重大意义，并强调说：“《不怕鬼的故事》是在毛主席直接关心下编成的，没有毛主席的高度理论概括，没有他的思想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并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精神的伤害，工作的劳累，终于使其芳在1977年7月24日深夜匆匆离开了我们。好在他的著作六卷本《何其芳文集》，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2年至1984年间出版发行。文集收录了他大部分创作和论著，这是值得告慰何其芳在天之灵的！

　　(摘自徐凌云：《怀念何其芳》 ，原载《安庆晚报》)